岁月与性情(短篇集)_周国平【完结】(61)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国平

  我们也经常结群去北京郊外游玩,人数较多,一召集二十来人,那就不是身为穷书生的越胜所能负担的了。这时候,自有大款出车出资。我说的大款主要是于洋和北陵,其实当时他们都处在创业阶段,还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两人各有弱点,便被乘虚而入。于洋外形粗犷,却有内秀,青chūn期热爱过文化,曾经也是读托尔斯泰读得入迷的人,留下了后遗症。北陵看似斯文,其实很野,凡出格的事一律兴致勃勃,加上典型的喜聚不喜散的脾气,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怎么都好。这样两个人,该着这些穷书生赖上了他们,花掉不少冤枉钱。凡属大型活动,实际组织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坚。阿坚是新时期文化盲流的当之无愧的先驱,大学刚毕业,在八十年代初就辞掉了工作,为了灵魂自由而坚持无业,为了肉体自由而坚持独身。他写诗,产量极丰,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一册打印稿分送到朋友们手上。但是,诗卖不了钱,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处蹭吃蹭喝,遇见姑娘还蹭睡。他的诗写得极自由,越来越口语化,真正是流出来的,有的极jīng彩,有的很一般。因为天性好色,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调起情来,以至于一个受过他的委屈的姑娘评论道:“这哪是诗?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状!”结识越胜后,他自称走狗,担起了跑腿的责任,常去越胜家领旨,顺便扫dàng那里的酒柜。

  越胜的沙龙里不乏可爱的女人。嘉映带来了于奇,说是从路上捡的,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后来我发现,她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朋友,内心独立但又善良,有主见但又善解人意。我带来了又傻又聪明的雨儿。独来独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风情征服或者吓退男人。温厚的丽达用琴声和歌声为大家助兴。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huáng松峪露营,水库那边突然响起男高音,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美得令人惊呆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此后,沙龙里又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歌唱家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琼。小曾那时候真是清纯,越胜说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cháo,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我觉得越胜不写作实在可惜,他谈书极jīng彩,我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多年后,海外一家出版社让我编一本中国当代学者随笔,我只选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这三篇。我决不是徇私,而是实在觉得好。

  我不是一个善于jiāo际的人,对于我来说,越胜的沙龙是一桌现成宴席,我觉得味道不错,就在桌旁坐下了。另一方面呢,我jiāo友又比较随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之间也许互相看不惯,不来往,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受此影响。友谊是每个人的私事,正是在jiāo朋友这件事上,朋友之间更不必求同。在越胜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润生、怀宏。我和怀宏结识很早,那时他刚转业,报考人大的研究生。在部队那种环境里,他居然读了萨特,还写诗,写得很好,聂鲁达的风格,仅此一点就不同寻常了。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yīn。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年轻,我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很年轻,我们身体里藏着无穷的力量。我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些朋友,在我眼里,他们个个才气横溢,性情超俗。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纯真的友谊,又能gān出最漂亮的事业。当时我的感觉是,美好时光刚刚开始,仿佛可以没完没了地这样过下去,何尝料到不久后就戛然中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住他家,发现他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平静得像一个农夫,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朋友们觉得他寂寞,劝他回国,他毫不为所动。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七 启蒙或躁动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

  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cháo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cháo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gān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gān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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