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而言，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的景象，这其实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的正式出现，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二。
一是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这位1894年的恩科状元以“舍身喂虎”的勇气下海经商，并在短短几年内创建十余家关联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纱工厂和民资集团，其对社会的激dàng效应难以估量。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战败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148
二是商人在“东南互保”中扮演重要角色。1900年，北方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列qiáng的义和团运动，慈禧试图借势驱洋，贸然对列国开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西逃，是为“庚子国变”。为了防止战火南延，李鸿章、张之dòng、刘坤一及袁世凯等南方四大总督对列国提出“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的“东南互保”方案，张謇、盛宣怀、汤寿潜和沈曾植等人以民间身份斡旋于四大督抚和八国公使之间，最终达成妥协。在近现代史上，这是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公开参政，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瓦解，皇权陨落，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庚子国变”后，清廷签下了丧权rǔ国的《辛丑条约》，向列qiáng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为8800万两，也就是说，条约规定的赔款相当于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总和，中央财政已实质性破产。代表朝廷签约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千古罪人”，过去30余年致力于实业兴国的洋务派在民间信用尽丧。
此后，慈禧突然“激进”地推动制度建设和经济开放。1903年7月，朝廷设立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1904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公司法。之后又相继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这些法律的拟订和发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在中国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被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取代。在政策推动下，“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了“国人兴业时代”。
同时，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在此后的数年内，各地商会如火如荼，甚而控制产业及舆论，甚至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成为一股活跃于民间的独立力量。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倡议成立了华商联合会，全国商会息息相关，联成一体。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之众。
在商人阶层壮大及独立的同时，知识jīng英也被“释放”到体制之外。在1905年，最重大的国内事件是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其决策过程非常匆忙，9月，张之dòng、袁世凯等人会衔上奏，当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废除科举制一方面让中国jīng英阶层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集权者失去了对全民思想及jīng英阶层的控制。科举制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jīng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7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将潜在的不满及反对力量纳入统治体系之内。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当商人与知识jīng英在体制的大门外“会师”之后，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便成为必然。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洋务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变革主题由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领域推进。
1904年，张謇为张之dòng起草《拟请立宪奏稿》，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一场意在仿效日本的立宪运动拉开帷幕。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行至半途之际，政治改革的需求呼之即出。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则试图以武力推翻帝制，改良与革命开始一场惊险的较量。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预备立宪诏书”，同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都是一时jīng英。侯宜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cháo：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体制外文人及商人阶层是立宪运动最qiáng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如侯宜杰所言，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149
在民间热情被彻底调动起来的环境中，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和制度准备的中央政府处在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朝廷一再拖延召开国会的时间，甚至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立宪社团。民间失望情绪浓烈。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在两日内相继去世，朝野失去谈判的“最大公约数”。之后执政的“皇族内阁”全面排挤汉人大臣，武力弹压各地的立宪请愿活动。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群体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甲午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cháo，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铁路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仅有1家为官办，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购买了铁路股票。国有化政策对保护民间股份毫无考虑，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为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这是继1884年李鸿章夺权轮船招商局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国进民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