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战线同时作战
因为《中国的大趋势》的出版，我也成了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经济学者，被香港《明报》誉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后来又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同时在五条战线上作战：
第一条战线是教学。作为大学教授，上大课，带研究生。
第二条战线是科研。我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百零六篇学术论文，出版十余本学术专着。我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实验室。我们组织举办了第一届量子药理学、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的研讨会，前后一共召开了三届。
第三条战线是担任行政职务。当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兼职担任过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也曾担任过安庆化工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
第四条战线是参加社会活动。全国两百多所高校派人来科大参观，我也不断地应邀到全国各地去演讲，累计在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一百多个城市的政府gān部培训机构等进行演讲，宣传新技术革命làngcháo，宣传思想观念变革。我的报告之所以受到听众欢迎，首先是因为思想具有前瞻性，能够开阔听众视野，提升他们的认识;其次是信息量大，融合了最新的国内外科技与管理成果;最后我也能够提出一系列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我来说，去做这些讲演报告多数是重复劳动，在各地演讲的内容大同小异，làng费了我很多时间与jīng力，但是我看到了讲演的影响力。在北大、清华和其他高校，台下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甚至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更有甚者爬到窗户上，一趴三个多小时，其情其景让人感动。
我上百次听人当面对我说：“温教授，你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听了你的报告，我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人生道路。”
当时大家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对社会变革的观点如饥似渴，我的报告如此受到欢迎，对此我很欣慰。这也是我不能谢绝各地频繁邀请的原因。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在蛇口讲课那次。1984年6月14日，我访问蛇口工业区，给工业区gān部、培训中心学员讲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对策的探讨》和《现在创造型人才及其培养》两课，并多次与听讲者座谈。在讲话和座谈中，我对蛇口工业区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工业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第二次làngcháo即工业文明的口号，第三次làngcháo的口号应该是“信息就是资源，效率就是生命，人才就是资本”。工业区应该特别注重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注意信息收集，克服因地理和jiāo通原因而远离文化中心带来的弱点，要进一步注意从全国各地用各种方式和各种形式引进各类专门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包括智囊团、顾问团和咨询委员会;
2.蛇口的gān部比较jīng简，尤其经理人业务量大，忙于业务，存在着知识老化和缺乏新思想等问题;
3.应该提高“知识和主意”的价值，蛇口工资改革中工资差别较小，这不是改革的方向，应扩大差别;
4.特区应该加qiáng内联，二线不应成为特区与内地关系的障碍，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应像三洋公司在世界各国有分公司一样，在全国各地也可以有它的分公司，扩大业务范围。
第五条战线是在实务层面参与社会改革。我到过很多国家，知道破产对于企业进步是很重要的。因此当1984年曹思源提出制订《企业破产法》时，我就召集了三十二个人帮助曹思源来做这项工作，并把这项提议作为议案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同时，我在中国最早提出《全国代表大会公民旁听制度》的立法提案，呼吁《专利法》的订立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我还开办了“文革”后的第一家科技公司。
◆把科技转化为财富
1984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文革”后中国第一家科技公司——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它主要从事技术转让活动，尝试着将科技转化为财富。大学创办科技公司在当时是个创举。象牙塔里的教授出来办企业赚钱，然后还用这笔收入来支持科研与教学，这是在当时铁板一块的教育科研机制下长出来的一株幼苗。
我们当时主要进行技术咨询与专利技术转让。我们没有向学校向国家要一分钱，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挣的，每一张桌椅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从两千元的咨询费做起。这种宝贵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财富。我们的赖氨酸面包，让至少五百个个体户有了致富之路，最有名的是让一个合肥的民营企业家通过面包厂起家成为身价几千万的富翁，这十分令人鼓舞。
我们是最早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富起来的实践者。我们系的老师因为有信息咨询费，收入得到明显改善，我们也有了更多的钱来推动学术活动。我们在全国高校最早开展了自己出资的学术活动，组织了全国信息资源开发研讨会，主办了量子生物学和量子药理学研讨会，赞助了第124届国际天体物理学术jiāo流会。
很多知识分子有让财富与科技相结合的想法，但我们是最早的实践者。可以说，后来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等，都受到过我们的影响。正是在创办了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我后来支持创办了《科技咨询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以科技开发和科技咨询为主题的报纸，当时也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某种意义上，我是第一个鼓chuī建立“中国硅谷”的人。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的记者，他写了一本《硅谷人》的书，我把这本书的观念引进到大陆来。在我们这一批人的倡导下，后来中国大陆才有了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才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后来在全国建立的无数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第06章 王振滔：两烧温州鞋
【王振滔小传】
在三十年的改革史上，温州企业家是十分显赫而醒目的一个独特集团。他们是最早的市场经济启蒙者，从一开始便以集团军作战的模式自我发展与互通信息，也是在全国尚处于懵懂期时，温州商人便开始纵横天下，遍地开花。现如今，温州已形成诸多特色产业，尤以服装、鞋具广为人知。奥康是个中代表，而奥康创始人王振滔的历程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温州商人的发展史。
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州人一样，1965年出生的王振滔小时候家境贫寒，这在人多地少的温州是普遍现象，也因为这样客观的现实，bī迫着温州人走向全国。尽管如此，像王振滔这样的闯dàng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罕见的抱团式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温州现象”。具体过程为一人先外出觅发展机会，找到后马上通知温州的乡亲朋友，然后带出一窝温州人。有个小故事能显着地说明温州人的这种特性——有个温州人在北京发现商机，于是马上发电报回温州，为了节约起见，他发给老乡的电报只有六个字：钱多人傻速来。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温州特色，jīng简、节约、高效，目的永远是第一位的。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振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湖北经商，产品便是温州皮鞋，当然，这和现在的温州鞋还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