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但是因为这是秦国第一次变法，很多人都不理解，不相信，尤其老百姓更是如此。这成了商鞅变法的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鞅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商鞅在集市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宣称只要是有人能够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他五十金。大伙都围在那里观看，但是没有人上前。大家都认为搬个木头根本就不会给那么多钱，多半是骗人的。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出来把木头搬了过去，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这下大伙都信服了。
商鞅正是用这种办法向人们表明自己是有诚信的，他的变法运动有了这个基础，才得以顺利推行。
诚信和信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的信任，首先必须做一个有诚信的人。诚信做人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美德，诚信已经内化成了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一种品质。诚信具有光环效应，一个有诚信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可以依赖。依靠诚信，我们可以结jiāo更多的朋友，成就更大的事业。
诚信的累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想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失信于人。一次失信就会给人造成不可信任的感觉，多年的努力也许就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的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展颜一笑。后来，犬戎大举攻周，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周幽王被杀而褒姒被俘虏。
诚信是立身处世之基，抓住诚信就等于是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无论到了何种地步，都可以凭借诚信东山再起。相反一个家大业大的人，若是失去了诚信，家业也会很快败光。然而世上总是有很多的人为了利益，出尔反尔，违背诚信的原则。这些人虽然以出卖诚信的办法换来了一时的利益，却始终难以长久。人们可能会上一次当，但决不会每次都上当。正正经经，本着诚信的原则做人做事，才是赢得辉煌人生的最好方式。
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一百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了。他只给了渔夫十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商人说：“你一个打鱼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到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后来那商人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没人再愿救他，最后商人被淹死了。
诚信是立身之本，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离不开诚信。诚信会架起友谊的桥梁，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信”，这个“信”既有信任的意思，也有诚信的意思。只有双方都讲究诚信，才能建立起信任，有了信任才能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诚信会成为双赢的保证。本着诚信的原则经营自己的事业，在与人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诚信，必然能够开创大好的局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君子取义，小人取利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孔子说：“君子通晓于义，而小人只通晓于利。”
南怀瑾先生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是不是有利可图。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
之所以会出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情况是因为人们心中缺乏中心思想。道德是缺乏约束力的，因而道德不能在所有人的心里扎根，这就出现了部分人抛弃道德，一心钻营利益的情形。所谓君子，就是以道德为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情坚决不做，即使是有巨大的利益存在，符合道德的事情，即使没有任何利益也会去做;小人则是以利益为标准，只要有利益的存在，即使是违背道德也要做，若是没有利益，即使是符合道德，也不会去做。因此，将道德作为自己的中心思想就成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方面。
君子与小人之间存在的最大区别就是对待义利的态度。在我国古代的论述中总是会将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似乎只要沾染上利的人就称不上君子。以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么说也是片面的。义与利是共同存在于一个人的思想里的，只是每个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小人见利忘义，君子见利思义”，也就是说小人是把利放在首位的，而君子是把义放在首位的。
若是君子只讲究“义”而完全不要利，那么这个君子只怕是不好当。人们的任何活动都是要以生存为先决条件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其他的根本就不用谈。一个不求利的人是难以生存下去的，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又怎么来讲“义”呢?因此说，君子也是要讲“利”的，只是君子的“利”是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取得的，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大约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从这个层面上讲，若是要求君子完全不求利，只怕会把君子bī疯了，这样的君子不做也罢。
从另一方面来讲，君子只讲究“义”也是行不通的。以“义”为先导做事，必然会该说的不该说的、该做的不该做的都会去做，这会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伤害到很多人，这样的君子只怕难以生存。同样，没有“利”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必然会形成小帮派组织，这与“君子之jiāo淡如水”也有了冲突，也就算不上君子了。
因此说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的意思并不是要大家做一个只讲“义”不讲“利”的君子。他对君子和小人的论述所用的手法和“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是一样的，就是文意互见。君子也好，小人也罢，两者的身上都是“义”“利”兼有的。孔子让我们做的君子是修养上侧重于“义”的人。君子以“义”为标尺来衡量自己所做的事情应不应该，因此他们能够保证自己的行为大义不失;而小人以“利”为标尺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而利总是在变化，因而小人就成为“墙头草”，风往哪chuī往哪倒。
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谁知到了匈奴之后，被匈奴单于扣住不放。单于希望他能够投降，以杀汉朝之威，苏武坚决不从。于是单于就让人劝说苏武。这个人叫卫律，他本来也是汉朝的使节，来到匈奴后，投降了匈奴，被封为王。卫律对苏武说：“我弃汉投北，幸蒙单于大恩，赐我王号，属众数万，马匹牲畜漫山遍野!如果你今天投降，明天也会富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