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_南怀瑾【完结】(4)

2019-03-10  作者|标签:南怀瑾

  仁、义、礼、乐、名、刑、赏、罚,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反经的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这些名称,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仁爱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譬如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这里并举出,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当面总是教训人,等他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当时范仲淹曾经问他,为什么提拔了而不让人知道?王旦说,他提拔人,只是为国家遴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所谓“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gān,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着又举孔子的话:“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了,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仗义的流弊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亡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度,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刚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反义。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

  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书——《虞氏chūn秋》,比吕不韦写的《吕氏chūn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而在当时国际之间,那么紊乱的情形,他起码比现在的基辛格更高明。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平原君极为信任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的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了,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的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的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玉,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了。魏齐是自己年轻未发达时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国政治上遇到这样大的困难,偷偷来投奔,如果把他送回魏国,就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件历史上的故事,从作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信陵君的故事

  第二件故事,在《古文观止》上就有录载,战国时代魏公子信陵君,是战国时的四大公子之一,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chūn申君先后齐名,都争相养士。信陵君名无忌,和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难,非要魏国出兵,可是魏王不答应,于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发兵的印信偷出来——送了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给魏王宠爱的妃子,把印信偷出来,发令出动自己国家的三军,帮助赵国打垮了敌人。这件事在信陵君来说,对赵国的平原君是够义气了,但到底兵符是偷来的,并不是国家元首发布的命令,也是不对的。

  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以历史上这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他们违背了大义。为朋友可以卖命,犯法就犯法,为朋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义气,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不忠实的。”守职奉上”之节也是义,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他们实在有亏职守。因此毛公(赵国隐士)就批评信陵君,这样做,对于赵国虽然有功,而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就并不算是合理了。凡这一类的历史故事,把义做得过头,反过来了,就容易变成虚伪,都是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讲礼的流弊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在这一节中提出反礼的历史事例。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chūn秋战国下来,经过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现在讲到中国的学术思想,都讲“汉学”。“汉学”也称作“经学”,像四书、五经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时候,没有被烧光的,由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背出来的,汉时重新建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等古书,认真考证起来,有的地方是有问题,不一定和当时的原书完全一样,在汉代重新建立时,有的还是难免背错了,所以最初文化没有建立根基。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繁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褥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繁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jīng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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