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中华_余秋雨【完结】(26)

2019-03-10  作者|标签:余秋雨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 史记 》。他屈rǔ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 史记 》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 匈奴列传 》,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she”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 匈奴列传 》,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知道。

  有学者从卫宏的《 汉书旧仪 》、葛洪的《 西京杂记 》和桓宽的《 盐铁论 》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是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第二度悲哀。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jīng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 史记 》,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 史记 》和他都终结不了。

  六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过“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 披阅越多, 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 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几乎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了。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jiāo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 史记 》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 史记 》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dòng、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gān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dòng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慡”,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却据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 史记 》,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 司马迁论稿 》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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