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即便在沦为废墟之后，还默默地在社会的公私领域传授着课程。
六
与稷下学宫遥相呼应，当时在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jīng神文化的建筑群，我们一般称之为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
“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名称上也可以亲密对仗。据我的推算，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应该算是同时。
这是巧合吗?
如果是，那也只是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龄对照表来说明——
孔子可能只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
孔子去世后十年左右，苏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
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二岁;
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
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
……
人类的历史那么长，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jīng神巨人，这么多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不管多么杰出，多么伟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
“天意从来高难问”。
那就不问了，我们只能面对“天意”的结果，反复惊叹。
有人说：“世上无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其他民众也会说，世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类的历史将会如何如何。这种称颂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历史的自然通道，本应该如万古长夜。从黑暗的起点，经由丛林竞争、血腥互残，通向黑暗的终点。万古长夜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闪耀吧?问题是，能使星星闪耀的光源在哪里?
于是，不知是什么伟大的力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几个最大的jīng神光源同时出现在世界上。顷刻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此，人类也就从根本上告别荒昧，开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贵。
jīng神光源与自然光源不一样，不具备直接临照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播机制的中转，才能启迪民众。因此像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这样的平台，足以左右一个民族对于文明光亮的领受程度。
七
说起来，雅典学园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园。差不多两千年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曾在梵蒂冈教皇宫创作过一幅名为《 雅典学园 》(又名《 哲学 》)的壁画，把那些学园合成了一体，描绘一大群来自希腊、罗马、斯巴达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专业的学者围绕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尔甚至把自己和文艺复兴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画到了里边，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
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这个观念，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
欧洲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生。这次重新上学的结果十分惊人，欧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后看”这两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当作了同一件事，借助于人类早期的jīng神光源，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使前进的脚步变得更经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这是比不上欧洲的地方。但另一个方面，中国也没有经历过中世纪，未曾发生过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断，这又很难说比不上欧洲。当那些早就遗佚的古希腊经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马队行囊中长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带的神学院一点点收集、整理的时候，中国的诸子经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州课本，风光无限。既然没有中断，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式的发现、惊喜和激动，这便由长处变成了短处。
这些长长短短，是稷下学者们不知道的了。我们的遗憾是，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历史机遇，能让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把稷下学宫和后代学者们画在一起，让所有的中国文人领悟：大家都与山东临淄那个老城门下的废墟有关。
诗人是什么
一
大地为证：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亲近诗。
这并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时代，而是还要早得多。至少，诸子百家在huáng河流域奔忙的时候，就已经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dàng起“诗三百篇”，也就是《 诗经 》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jīng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 诗经 》这两个字，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 诗经 》所收的数量大得多。
司马迁在《 史记 》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 论语 》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诗经 》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无论是谁选的，也无论是三千选三百，还是三万选三百，《 诗经 》的选择基数很大，则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欢《 诗经 》。过去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时，不少学生常常因一个“经”字望而却步，我总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像是刚刚收割的麦垛的气味那么诱鼻，却谁也无法想象这股新鲜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千年前。
我喜欢它的雎鸠huáng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gān净的汉语短句，表达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
每次吟诵《 诗经 》，总会联想到一个梦境：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马返回山寨要唱几句约定的秘曲，才得开门。《 诗经 》便是中华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应，就知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