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子贡说：“可能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
孔子回答说：“最好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让人满意。一个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学说有序地传播，也不一定能被别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学说，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学生颜回说：“老师理想高，别人不相容，这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完善，那是我们的耻rǔ;如果我们的学说完善了却仍然不能被别人接受，那是别人的耻rǔ。”
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最满意。他笑了，逗趣地说：“你这个颜家后生啊，什么时候赚了钱，我给你管账!”
说笑完了，还是饥肠辘辘。后来，幸亏学生子贡一个人潜出战地，与负函地方(今河南信阳)的守城大夫沈诸梁接上了头，才获得解救。
六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担着一个矛盾：一方面，觉得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觉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接受。
这个矛盾，高明如他，也无法解决;中庸如他，也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为“君子”这个概念的主要创立者从一开始就把“二律背反”输入其间，使君子立即变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须承担这个矛盾。用现在的话说，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jīng神固守，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却在互相抵牾和撞合中构成了一个近似于周易八卦的互补涡旋。在互补中仍然互斥，虽互斥又仍然互补，就这样紧紧咬在一起，难分彼此，永远旋动。
这便是大器之成，这便是大匠之门。
单向的动机和结果，直线的行动和回报，虽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却永远形不成云谲波诡的大气象。后代总有不少文人喜欢幸灾乐祸地嘲笑孔子到处游说而被拒、到处求官而不成的láng狈，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隐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样陷于一端的孔子就不会垂范百世了。垂范百世的必定是一个qiáng大的张力结构，而任何张力结构必须有相反方向的撑持和制衡。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rǔ。
那次是在郑国的新郑吧，孔子与学生走散了，独个儿恓恓惶惶地站在城门口，有人告诉还在寻找他的学生：“有一个高个儿老头气喘吁吁地像一条丧家犬，站在东门外。”学生找到他后告诉他，他高兴地说：“说我像一条丧家犬?真像!真像!”他的这种高兴，让人着迷。
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国历史上难于实行，基于君子之道的治国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远远望去，就在这个道、那个道的起点上，那个高个儿的真君子，却让我们永远地感到温暖和真切。
七
然而，太阳总要西沉，huáng昏时刻的西风有点凄凉。
孔子回到故乡时已经六十八岁，回家一看，妻子在一年前已经去世。孔子自从五十五岁那年开始远行，再也没有见到过妻子。这位在世间不断宣讲伦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颤颤巍巍地肃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岁时，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悚然惊悸。他让中国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却在他自己脚下，碎了。
此时老人的亲人，只剩下了学生。
但是，学生啊学生，也是很难拉住。七十一岁时，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他终于老泪纵横，连声呼喊：“天丧予!天丧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岁时，他的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惨烈。几乎同时，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学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这不断的死讯中，一直在拼命般地忙碌。前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还在大规模地整理“六经”(即《 诗 》、《 书 》、《 礼 》、《 乐 》、《 易 》、《 chūn秋 》)。尤其是《 chūn秋 》，他耗力最多。这是一部编年史，从此确定了后代中国史学的一种重要编写模式。他在这部书中表达了正名分、大一统、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会历史观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国jīng神。
一天，正在编《 chūn秋 》，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shòu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 chūn秋 》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 chūn秋 》。他的编年史，就此结束。以后的《 chūn秋 》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获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头来，看着西边。天命仍然从那里过来，从盘庚远去的地方，从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阳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
黑色的光亮
一
诸子百家中，有两个“子”，我有点躲避。
第一个是庄子。我是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当时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大灾难，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灾时要全家读庄子。这个暗示让我进入了一个惊人的阅读过程。我渐渐懂了，面对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另有一种语法，直通jīng神自由的诗化境界。由此开始，我的生命状态不再一样，每次读庄子的《 秋水 》、《 逍遥游 》、《 齐物论 》、《 天下 》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张张与我有关的心电图。对于这样一个过于亲近的先哲，我难于进行冷静、公正的评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个是韩非子，或扩大为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过于亲近，而是过于熟识。权、术、势，从过去到现在都紧紧地包裹着中国社会。本来它也是有大气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个大国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制胜权谋，渗透到从朝廷到乡邑的一切社会结构之中，渗透到很多中国人的思维之内。直到今天，不管是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还是听讲座、逛书店，永远是权术、谋略，谋略、权术，一片恣肆汪洋。以至很多外国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gān。对于这样一种越来越盛的风气，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