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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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 .啊，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jiāo集的鄙俗乡里？我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八六年，台湾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rǔ吞声、苟且懦弱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
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qiáng。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的告别”。
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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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
一个冷冷的声音
戴小华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地点：新加坡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龙应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làng”的龙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加qiáng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亚中国报摄影记者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she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