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
有一年，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she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岁。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到女儿的学费，一时想不开。
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山的平jiāo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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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的小山。海风一chuī，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台风年年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水流”，防风林里木麻huáng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队员在街上掏yīn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
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
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
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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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jī儆猴”，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
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 .泪眼中，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gān块钱，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jī儆猴”
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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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路很gān净，很有都市的气派；拐进一条巷子，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一座的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一个坑，粪便就落在沟里，沟就在路边，路边就是人家的厨房。外销的鱼翅、鱼gān，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
转一个角，又是一座戏台。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
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
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
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
苏黎世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人合唱起来。
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在雪地里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