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再迷茫地发半天呆。披上衣服，决定马上就去她家……
敲了几分钟门，室内毫无动静。
我想我记错了街道？记错了楼？记错了门dòng或楼层？
于是满腹狐疑地退出到楼外……
街就是那一条街。楼也就是那一幢楼。三单元四层二号，明明的并没错……
于是我再次入楼，再次敲门……
从楼底层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一手拿着晚报，一手拎着装牛奶瓶的小小塑料提篮儿。她经由我身旁迈上楼去，在楼梯间放慢了步子，站住了，扭回头自高而下地望着我，低声说：“他家没人了……”
我一时没明白她这句话的准确含意，懵懵懂懂地问：“他家搬走了？……”
女孩儿摇摇头……
“他家奶奶死了……他家阿姨也死了……”
“他家已归别人住了。别人正重新装修，说是要冲邪气……”
“女孩儿，别胡说，这不可能的……”
“我没胡说，是真的。我爸妈还不许我乱讲呢，怕后搬来的人家听了犯忌。要不是冲着他家奶奶和阿姨活着时对我好，我才不告诉你呐……”
我正欲接着问什么，女孩儿已转身噔噔奔上楼去了……
我并没在那扇别人的家门前怵然住。我根本不相信那女孩儿的话。两件事联在一起想——电话“错了”和“奶奶阿姨死了”，我心中的疑团反而似乎释开了。我认为这必是翟子卿的谋略。他必是预料到了某一天我会突然而至。他已不愿再见到我。排除我和她的关系，在黑河，在黑龙江堤的台阶上，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时他已表示不愿再见到我了。那么在我和他之间，又揉进了我和她的暧昧，他更加不愿再见到我丝毫也不奇怪。说不定那女孩儿，那恶声恶气接电话的男人，这幢楼里的许多人，以及宾馆里那几位瞧我或望我时目光异样的服务员小姐，都统统被他用钱收买了，成了他的“帮办”。但以这样的谋略打算再次从我的寻访中永远消失，也未免太“翟子卿化”了。而且简直是一个自读式的谋略……
我想我既然来了，不见到她我是绝不会轻意离开这座家乡城市的。没有什么人的什么方式能阻止我再见到她一面，至少再见到她一面……没有……
第二天我便开始了我在这座城市里的寻访。
我当然只能从熟悉他的那些人开始。我也就认识几位熟悉他的人，他们都曾给过我他们的名片。
“你知道，钱，对翟子卿意味着什么吗？”
在一位现代社会心理学博士的家里，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我回答：“他说过，金钱本身即生活。”
他又问：“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的逻辑，是不是？”
我说：“是。”
“很粗鄙的逻辑是不是？”
我沉默。既然翟子卿已不再是我的朋友，我也就不便回答了。坦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有攻讦之嫌的。我不愿被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从心理方面看轻我。
他笑了。
他呷了一口茶之后说：“但凡够得上是一种‘主义’，总是多多少少与信仰联系着的，你还有信仰吗？”
我想了想，回答——有……
“什么？……”
我又想了想，回答——民主与科学……
他又笑了。又呷了一口茶。
“好。不愧是作家。还有勇气回答这个现代人最尴尬的问题。回答得也很体面。不俗。但是，很体面很古典的回答，不一定就是虔诚的回答。我们现代人越顾及体面，反而与我们存在于斯的社会真实相距越远。我们越装出古典的样子，我们反而变得越虚伪了。请允许我斗胆再问一句——你回答之前。你在犹豫。你在暗想。你在心里掂量你的话。我们这不是在进行面试啊。如果信仰是一位口语表达能力良好的人，经过犹豫、暗想、和掂量才能回答的，那么对这个人而言，他们回答的并非他的信仰。只不过是他选择的一种答案。信仰是那种根本不必犹豫不必暗想更不必在心里掂量就能脱口而出立即回答的东西。它所体现的虔诚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当然，必要的时候，还体现在为之奋斗，为之捐躯。作家，你时刻准备着吗？……”
“这……”
我一时语塞，不禁大窘。
我不愿一进门就直掷给对方一连串问题，三分钟内获得答案转身就走。目的性如此之qiáng的造访，谁是主人谁都会反感的。我一心想迂回地接近我的目的。在对方不知不觉中获得到我急于获得的答案。所以我也就只好任由博士向我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博士……
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常使你觉得像一头瘆人的怪物。因为“它”往往最使自认为有“文化”的人感到心理别扭。所以往往也最被自认为有“文化”的人讨厌。这么一些人讨论人的心理现实的时候，也正是彼此都要掩饰起在心理现实面前的虚伪和尴尬的时候。他已持矛在手，我只得举盾。我所要逃避的，正是虚伪和尴尬。孰料我还是粘在虚伪和尴尬织成的网上……
“别不好意思。承认事实本身应当是一件坦然的事情。而不应当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真的。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是一个没了信仰的人。彼此彼此。尽管我的职业经常使我不得不面对信仰问题。但那不过是工作。而非热忱。好比木匠经常接触钉子。从马路上随便拉十个中国人来问问，大概有五个人发愣，三个人坦率告诉你让信仰他妈的见鬼去！一个人说谎。最后一个人，将会像你一样，需要经过犹豫、暗想，掂量才能作出似乎体面似乎古典的回答。其实，没有信仰也并不可耻。我以学者的身份访问过德国的慕尼黑。一座非常美丽清洁的古城。一个德国，一个日本，曾是这地球上最善于创造现代的种种‘主义’的人。过去了‘纳粹主义’和‘武士道jīng神’，它们对种种‘主义’也就是对信仰的创造性终于疲软了。慕尼黑最大的啤酒店里，常有几百人在一起喝啤酒。有一天我也在那里喝啤酒。我突发奇想，打算问一百个人，他们信仰什么？我那么做了。一半左右人信仰上帝。多数是中老年人。而另一半年轻和较年轻的人，几乎全都坦然他们并无什么信仰。问我人为什么非要有一种信仰？为什么非要追求一种信仰？竟问得我答不上来……”
我也呷了一口茶，尽量耐着性子听……
“翟子卿这个人很值得研究。许多人没信仰不觉得缺少什么。许多人丧失了信仰也不觉得丧失了什么。正如我在慕尼黑问过的那些德国人，没有了信仰或丧失了信仰，并不影响他们快快乐乐地喝啤酒，无忧无虑地生活。还有许多人，已因为丧失了信仰摆脱了信仰，才更加活得jīngjīng神神潇潇洒洒有滋有味儿。但对另一种人就不行。他们仿佛没有信仰就活不了。起码是活得营养不良似的。没有信仰，他们就会从现实中抓住什么替代物，想象成是信仰。大猩猩丢了崽子就会发怒，就会痛苦嚎叫。但饲养员扔给它一个布娃娃，它往往就会爱那布娃娃。想象成是自己的崽子。翟子卿便是这么一个人。可是如今你叫他信仰什么？上帝或耶稣？或像你刚才回答的——民主与科学？都是很具体的信仰。但都很抽象。好比你必须扔给丢了崽子的大猩猩一个实在之物。并且，在现实中，真正虔诚的种种主义的信徒已很少。比信气功的人少多了。翟子卿是这样一种人，第一他得信仰什么。第二，他得看到，他所信仰的，乃有着亿万和他一样的信仰者。第三，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要求自己是最虔诚的一个。你说，在中国，在目前，他除了牢牢抓住钱这种一切实在之物中最实在的替代物，究竟还能抓住什么别的东西？……据说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不是常有迷津于某种目标的心理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