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也是bī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介草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血的代价。皇帝再昏馈，官府再无能，朝廷再软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含糊，动起刀来也绝不会手软；而民众要和朝廷作对，也多半都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所以，不到万般无奈，草民们都不会轻易言反。但如果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而且，一旦夺取全国政权，那红利可就大得吓人。就算没有红利，不能扳本，能过把瘾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义的事，有时又是很容易的。因为一旦成功，对起义者本人尤其是起义领袖而言，那可是一本万利。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尝试，有人效法，有人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制造动乱，目的是取现政权而代之。但不论何种情况，对于我们民族都是灾难深重。生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群众大批量死亡，文化遗产大规模破坏，国家局势长时间动dàng。在官兵和起义军的战斗中，双方往往都会荼毒百姓，滥杀无辜。huáng巢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张献忠杀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国则至少让大清人口减少上亿。实际上，哪一次战乱不是让普通民众析骨为炊，易子为食？又有哪一次动dàng不是使中华大地人死如林，骨积如山？正所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 篙里行》 ）。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兴亡，还要匹夫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无人负责，更在于帝国需要这种破坏，因为每次破坏之后便是它的新生。农民起义的最大好处或者说历史功绩，就是能够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于畏惧造反忌惮灭亡，往往在建国之初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放松钳制，减轻剥削，收敛贪欲，与民休息。这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其实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轨道。这个轨道是每个王朝在其中后期一定要偏离的，而且这种偏离也是无法通过王朝自身的改革来纠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需要这样一条出路，而且它也只有这样一条出路。
第五章 内在矛盾 六 出路何在
帝国制度依靠天下大乱这样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实际上，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政权的王朝是不一样的。
作为政权，没有哪个王朝愿意灭亡；但作为制度，帝国却必须定期不定期地把偏离了自己正常轨道的代理集团（现存王朝）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并为自己寻找新的代理人（真命天子）。
那么，所谓帝国的正常轨道是什么？
帝国的正常轨道，就是符合其存在合理性的社会状态。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帝国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乃是一种必然。就中华帝国而言，这些条件包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成员主要依靠铁制农具和家养牲畜进行农业生产，其收人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略有节余；二、在当时技术条件（车马、道路）所能到达和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大体相同（即都达到并不超过上述生产力水平）；三、这些地区和人民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比如自然灾害或游牧民族的侵犯），必须共同防御，因此有组织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需要；四、这些地区和人民之间不存在当时技术条件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高山、大海、沙漠），军事上便于征服，政治上便于统治，经济上便于平抑，文化上易于认同。在这些条件下，帝国制度是可行的。
因此，最适合帝国制度，或者说，帝国时代的"最佳"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开始的传统疆域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为宜），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qiáng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经济水平太低，历史选择的就是邦国而不是帝国。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权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国无法承担；而经济水平太高，则会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当然，政治状况太好也不行。政治状况太好、国家力量过剩，君王就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同样会导致王朝的覆灭。所以，王朝必须将自己的国家状态控制在上述尺度之内，或者虽未达标，却有发展的可能。新王朝建立之初，就是这种状态。因此一个新王朝只要政策和决策不出偏差（出偏差者则如晋、隋），就总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能逐渐达标，便是治世；等到正好达标并略有超出时，便是盛世了。而后，则是盛极而衰，除非它能对自己的发展进行控制。
这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首先，它要求社会安定，要求风调雨顺，还要求环境相对封闭，没有外部的冲击和gān扰，才能达到上述条件的下限，即疆域不至于太小，人口不至于太少，经济水平也不至于太低。但这岂能担保，又岂能事事天遂人愿？因此只要有风chuī草动（自然灾害或者外敌人侵），王朝就会动dàng起来。如此看来，帝国制度其实是很脆弱的。
帝国制度的脆弱还在于，它不但经受不了天灾人祸，也经受不了繁荣富qiáng。实际上帝国制度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按照这种设计，帝国的所谓"王道乐土"应该是这样一幅图景：人数不多不少的自耕农，分散在疆域不大不小的国土中，靠着有限的人力和畜力，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维持温饱，并向国家缴纳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赋税。赋税之所以不必超过百分之十，是因为理想中的帝国规模不大，要求也不高，可以低成本运行；而百分之十的赋税之所以必须，则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弱小的、微不足道的自耕农无力自保，只能由帝国的国家力量来保护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可见，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qiáng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中国古代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不知计划生育为何物，反倒以多子多孙为福。因此只要天下太平，人口就会增加；如果承平日久，人口就会猛增。这就要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而官员和衙门的增加却并不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因为帝国的所谓管理，主要是防止民变，所以人口稠密时的管理成本要较人烟稀少时为高。何况牧民之官增加了，牧官之官也要增加。牧官之官增加了，配套机构也要增加。其实，不要说民间人口的增长，单是皇族的膨胀就让朝廷焦头烂额。这些凤子龙孙们要封，要赏，要安排职位，要建立府衙，要配备服务人员，还要拉帮结派，无事生非。这些都要增加管理的成本和人数，更何况官僚集团还有一个自身膨胀的问题。结果，人口如果成算术级数增长，官员和官僚机构的增加就会成几何级数。如果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