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_易中天 【完结】(40)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吴思先生在谈到帝国的恶政时说:"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 潜规则》 )其实"善政"也一样。只要是在非民主的前提下实行官员代理制,这样一个集团是迟早都要出现的。更可怕的是,这个集团具有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因此它并不害怕个体的消灭和剔除。也就是说,对个别贪官污吏的处罚(包括罢官和杀头)并无损于整个集团,因为立即就会有同样的人来填补空白。它甚至不怕"肢体"的切除(比如撤销某个机构,或将某个班子一锅端)。因为你切除一个,它马上就会再复制一个,而任何新设机构用不了多久就一定是旧机构的拷贝或克隆。看来,对于帝国来说,"剪不断,理还乱"的,不是"离愁",而是官僚集团。

  第四章 官员代理 六 帝国的掘墓人

  官僚集团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知道,官僚集团是一个非生产性的社会阶层。他们并不能给帝国提供财富,只会消耗财富。这可能也是帝国要对其实行低薪制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已如前述)。另一方面,作为财富的消耗者,他们又不是这些财富的所有权人,这又正是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之一。在一般民众看来,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无论如何奢靡排场,都理所当然。官员们搜刮的却是民脂民膏,而且是直接从自己身上搜刮去的,因此特别可恨。也因此,一旦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民众就会将自己的仇恨集中在官员身上。

  皇帝对官员则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开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会真正信任他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相信,官员们在代理皇权时竟然不会以权谋私。因此,运用各种手段对官员们进行监督是必要的,揪出一两个贪官污吏来杀一儆百是必要的,用反复无常的方式来使官员们感到天威难测就更是必要的。而且,由于皇帝被预先设定为天道的代理人和天下第一圣人,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皇上圣明,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官员无能。辛辛苦苦替皇帝打工卖力的官员,很容易地就会成为帝国的替罪羊。

  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再加上官场上风险大,危机多,稍有不慎,就会获谴于天,官僚集团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结成攻守同盟,比如官官相护,比如欺上瞒下,比如集体心照不宣地拖延抵制,消极怠工,并在自身利益和传统道德、现行法规相冲突时,创造出不成文的另一套规则(比如官场陋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帝国在与其周旋时则往往进退失据。它既要集权又要授权,既要授权又要控权,这本身就是矛盾。为此,帝国不得不大量增设官职和机构。比如明代州府之上的衙门,竟有三级之多。最低一级是诸道,如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诸道之上是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清代则减去都指挥使司)。三司之上,则又有总督、巡抚、巡按(清代减去巡按)。总督、巡抚、巡按原本是出于某些特殊目的临时指派的派出官员,类似于特派员或专案组。然而逐渐竟成定例,变为常设,成了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原本是省级地方官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反倒不像省长了。

  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而历代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都很快。比如明初洪武年间文武官员二万四千多人,到一百年后的宪宗时变成八万余名。又如唐代元和年间官吏人数之多,已达到纳税人每七户就要供养两个官吏的程度,正可谓"十羊九牧"。

  与此同时,官员为了保证自己权力不受制约,利益不受损害,也不得不在行政、执法时大量使用"私人"(自己人)。僚属靠不住,则委命于胥吏;胥吏靠不住,又委命于师爷。这些"编制外人员"的"计划外开支", 和朝廷增设官职机构所需经费一样,表面上由朝廷或官员自理,其实最后都要由民众负担。当然,州县聘请师爷和朝廷增官设职,原因都是多方面的。或者说,并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但结果则一样,即都是官僚集团的急速膨胀和广大民众的不堪重负。

  一方面是官员和机构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事务无人问津。据《 神宗实录》 ,万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湖广、河南、福建皆缺巡抚,定员五至六人的内阁只有一人当差,中央官员的缺俸则长达五个月之久,这可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就算所有官员都全部到职到任,行政效率也不会多高。谁都知道,官僚机构越庞大,效率就越低。官员任事时间越长,就越疲沓,越懒散,就连皇帝也如此。所以,新任皇帝如果是"有为之君",或者想做"有为之君",登基之初便几乎都要整顿吏治,淘汰冗员。但这又几乎总是会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抵制。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其他官员出于兔死狐悲和唇亡齿寒的心理,以及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也往往很难积极配合朝廷jīng兵简政的改革。最后是皇帝不得不将旧的机构闲置起来,另设机构来推行他的政令,而这些新设机构则又会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大量尸位素餐的新官僚。至于那些旧机构里的官员,则继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国家财政饭(皇粮)而毫无愧色。

  何况还有大量的候补官员需要安排,这就是那些新科进士和举人们。我们知道,科举取士原本是一种选拔官员的有效措施,它的优点已如前述。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会产生相当数量的候补官员,而且他们还会定期、定额地产生出来。不定期是不行的,不定额也是不行的,产生以后不尽快安排职位就更不行,因为那将使科举制度失去它的作用和意义,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如果像万历末年那样,上千新录贡生滞留京师,乞求朝廷任命,则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这也是科举制度的又一个弊病,即中举做官被看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至少是唯一正当、有效益有前途的出路。本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绝不能没有知识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知识阶层该做和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科学的研究和艺术的创作。可惜帝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哲学被看作误国误民的清谈,科学被看作标新立异的末技,艺术则不是被当作宣扬礼教的工具,就是被看作玩物丧志的祸根。读书人除了做官几乎别无他业可从,帝国则除了诱以官禄赐以爵位,也没有别的办法将其控制笼络于股掌之中。相反,帝国为了抬高官员的权威(其实也就是它自己的权威),还要一再贬低其他行业,视读书做官为人生最高目标。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么,不想方设法多弄些官来给他们做,又能如何呢?

  况且想做官的又何止读书人!可以说只要有可能,几乎是人人都想做官的。因为帝国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赋予了其官员以许多优惠和特权(比如不纳赋税和宽刑免罚),以及极其尊崇的地位。他们峨冠博带,香车驷马,高堂广厦,锦衣玉食;堂上一呼,堂下百诺,签拿票押,敲扑喧嚣。这些优惠、特权、威风和排场,都是令人羡慕的。更令人羡慕的是,当官还可以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甚至一人得道,jī犬升天。至少,家族中有人做官便可少受许多欺负。因此,尽管官场早已人满为患,仍有大批心仪已久的人想挤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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