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于是大唐帝国的京都长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装离奇的"追星族"。唐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是他们狂热崇拜和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中最热忱的是日本人。他们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三千人。除正副使节外，还有大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的来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长安修建的，只不过规模和范围远远不及而已。
大唐，难道不是盛世？
唐成为帝国的huáng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再说），隋的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书》的《选举志》 一开始就说："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学者皆怀牒（谱籍）自列于州县"，也就是凭户口或出生地证明自由报名参加公开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候选人。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古代叫"选举制度"（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一种制度，要远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于国家。它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详本书第三章）。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权，因此它也就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并视为关系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1905 年。
与此相同步，自隋始，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辟（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无疑是为了加qiáng中央集权。另一项也是由隋创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机关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尚书省下又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负责办理下行的文件，门下省负责审核上行的公事，尚书省总揽六部，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样看来，中书省有点像立法部门，门下省有点像监察部门，尚书省则有点像行政部门。三省分权，同为宰相。但这种"分权"（实为分工），只是为了皇帝更好地集权，甚至只是为了更好地办公（中书、门下两省其实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两码事。
不过"三省六部制"的意义仍不可小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统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国。任何一任皇帝无论贤愚，都必须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团来管理国家。这个官僚集团历朝历代人数不一，但即便jīng兵简政，对于那位"孤家寡人"来说仍未免过于庞大。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就将无法控制。因此，帝国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军事、监察的"三权分列"；至隋唐，则又有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分权"。这是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减相权。宋代开国以后，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乱，内则权jian专横，外则藩镇跋息，乃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于君主，实行唐末以来文武分权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制"，进一步用枢密院来制约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其实包括唐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到了明代，朱元璋gān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国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脑，就更是集权了。当然这是后话（详见下节）。总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省制度制约权力，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大唐帝国就可以实行它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了。
这里面也许有种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国的创始人是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文帝杨坚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晋北胡人血统，因此无论胡汉，均能一视同仁，无论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自古皆贵华夏，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联如父母。"他们甚至对各种宗教也能一体扶植，不加阻挠。唐代皇帝因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归来，太宗竟亲自接见，并资助他翻译佛经。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袄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种古波斯宗教），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则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这里和平共处，和衷共济（请参看huáng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岂能不天下归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兴，又因混血将领而衰。公元755 年，被称作"营州突厥杂种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自渔阳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次年攻进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创造过开元、天宝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处死了他的爱妃杨玉环和宰相杨国忠之后，逃进四川。这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其时间，距公元618 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 年朱温灭唐，则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刚好相等。
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bī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qiáng中gān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jīng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后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jiāo通和丰富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纽，也就不堪一击。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还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后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撅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几乎是一片挽歌。
帝国的huáng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第二章中央集权 五 集权，再集权
历史的经验总是会引起注意，前车之覆也理所当然地是后车之鉴。然而，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