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上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六军气盛，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举pào”，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大军发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pào的威势差不多。）“城中人皆股栗”，叛军个个发抖。
“诸将请即攻城，上不许。敕谕高煦，不报。复遣敕谕之曰：‘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又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告以福祸逆顺，“于是城中人多欲执高煦以献。”
牛bī这么久，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láng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假一天，“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rǔ矣！”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班师之后，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上大怒”，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bī近。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积炭于缸上如山”，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余怒未消，朱高煦诸子也被下令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亲征，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由此，也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文 / 梅毅
“……他们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怀表，边走边思虑，就连吃饭的时候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看着商业新闻，没有任何闲暇。”——这是当今商品时代中国大都市人的真实写照吗？不是，这是疯掉的天才哲学家弗思德里希·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人刻板、紧张、乏味生活的抨击——可以想见，虽然科技呈几何级极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的智能生活竟长达百余年没有任何称得值道的本质进步。“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为疯狂所毁坏，饥渴困顿、浑身赤luǒ、歇斯底里！”由此，艾伦·金斯堡才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垮掉的一代”名义发出如此哀痛狂野之声。
在浮躁、喧嚣的时代，在处处皆是“宏大叙事”充斥语境之中，既无“兼济天下”的进取心，又乏“独善其身”的保己术，只能模仿袁枚大才子的楹联来进行自我安慰：“不作公府，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因此，读书、鉴史、写作确实让人往往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愉悦。
萨特曾不无嘲讽地讲过，“世界上只有四件事情是‘高尚’的，第一是爱情，因为这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其次是旅行，因为旅行者蜻蜓点水地从一个社会走入另一个社会，最完美地体现着寄生现象；第三就是文学艺术，恰恰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jīng神消费品；有时战争也算，因为战争无限地消耗人和财富。”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如此解构，生出醍醐灌顶的苦涩之余，顿感“人生忧患识字始”，但面壁十年又非福，心中水火，真不知如何从根本消融得。至此，再悟“生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夫复何患！”一拍脑袋，不知不觉又陷入虚而又玄的哲学深井。翻来覆去，我终于明白，作为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偶然性的个人，太深入自己的内心绝非一件好事。因此，我才会怀着一种飞蛾扑火的恶意把自己掉入故纸堆中，在浩瀚无尽的史海中畅游，以此无聊之事，遣此有涯之生。
人生蹭蹬之余，当然出世、读史、写作都可称是诸件快事。殊不知，写作有时也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麻烦。数年之前，我一篇名为《赫尔辛基的逃亡》的小说在北京一家大刊物登出，而且由当时印数三十多万份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一时间读者反应热烈，好评如cháo，笔者也有洋洋自得之感。未曾想，总会有人伺伏暗中，对号入座，这篇当时影响甚大的小说竟于不经意间得罪了当时地方一位上升势头正猛的行业内“官人”，他一句“此人绝不可重用”的叮嘱，果真“掷地有声”，让我数年间都可领略到波谲云诡的时世里青年人是多么容易在有意的“关照”中沉沦其间。近年以来，此位“官人”运势急退，已经逐渐淡出行业，我有形无形中感到的压力也日趋减轻。虽如此，间或一年半载，我还会听说此位已经半退隐的、在香港作“富家翁”的官人在酒席宴间仍旧会以我为谈资，大讲当初他如何义薄云天“救我”的奇异经历，确实也让我打过不少次“喷嚏”。恰如白头老妇于一帮盛华佳丽面前炫耀其寡居旧贞，只能在往昔荣光回忆中咀嚼快意，而失落之态，尽曝于洋洋之中，悲夫！虽然politician的翻云覆雨之术诚能博人一晒，但细细回首思之，即使孔圣人之“臧氏之子”，往往实收令狐绹于李义山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