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3）
数不得超过1000字。为了qiáng调这个副刊的宗旨，他又在发刊不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彦，日以诗章见赐，无任感谢。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维高明察之。”3月下旬又再一次《告白》读者：“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
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
从《发刊词》及这两次告白读者，可以看到父亲那满腔爱国热情与忠忱，不得不被他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jīng神所感动！父亲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国民“士卒”的身份在祖国“最后关头”的时刻守关把寨，呐喊冲锋。他也经常以“关卒”的笔名，在《最后关头》以文作箭，弯弓she日。他不仅以诗、以文、以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讽刺揭露汉jian的丑态。我现在还存有一幅父亲所绘嘲弄汉jian头子汤尔和的漫画照片。可以这样说，为了抗日，为了鼓舞士气，他竭尽一切，调动了他所有的能力，这种爱国热忱，实在可敬！可佩！父亲入川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疯狂》就是连载在《最后关头》上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笔出言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但他并不气馁，不管是遭到“腰折”和“封杀”，也不管别人的误解和嘲弄，他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抗日信念与热情！
父亲主编《最后关头》，从1938年1月15日始至1941年10月9日被迫停刊止。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小说外，他的诗文创作无一日间断，天天都能读到他写的小品、散文、杂文或是诗词。据我不完全的估计，除小说外，至少有上千篇（首），近百万言，这些诗文，嬉笑怒骂，辛辣冷峻，既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又让人掩卷深思。
父亲入川、上海自沦为孤岛后，父亲就没有一字寄往上海，但奇怪的是，上海各报刊上仍不断有所谓“ 张恨水小说”发表。他于是在1938年3月31日的《最后关头》上刊登了一则《张恨水启事》：自上海沦为孤岛后，该处出版界情形甚为复杂，鄙人从未有片纸只字寄往。今据友人告知，上海刊物最近仍有将拙作发表者，殊深诧异。查其来源，不外二途，一则将他人著作擅署贱名，一则将旧日拙作删改翻版。鄙人现远客重庆，绵力无法gān涉，只得听之。唯人爱惜羽毛谁不如我，事实在所必明是非，不可不辨，特此声明，敬请社会垂察是幸。
细心读者，一定知道，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字之jiāo，正需要切磋，国需诤臣，人需诤友，批评的对，你改过就是，不用解释，恶意的中伤，更不用回答，所以有关他的文字批评，他是从不打“笔仗”的，他说当事人参与其中，是徒乱是非。但是对于冒用他的名字写的伪书，他是从不敢“掠美”的，后来得知，敌伪在沦陷区一直盗用父亲的名字，在许多城市的报刊上发表小说。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汉口、香港、桂林等地发表声明。
在父亲苦心的经营下，《最后关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尤其是发表了连载小说《八十一梦》以后，可说是风靡大后方，《八十一梦》更是成了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小说，父亲的小说也就成了《新民报》的王牌！
不仅父亲的连载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父亲在《最后关头》发表的散文、小品、随笔、杂文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爱，这些文章都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为了更好地激励民气，父亲曾在《最后关头》征求战区消息，他在启事中说：
第四部分
第49节：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4）
本刊为免除稿件腐滥起见，曾征求战区通讯。近来陆续发表数篇，颇得读者欢迎。盖此项文字，全属事实，足补新闻之未及。而战区流亡在后方之人士读之，思乡东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复可资鼓励。现由前方来渝者，各战区人士均有，家乡消息，当不致完全断绝。兹征求读者将所得家乡信件，删去私人事项，jiāo本刊公开发表。其有必须修润之处，编者可代为之，文字但求bī真，毋须多事修润。（一经发表，当较平常叙述、批评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来者，将所见闻分别记载见赐尤所欢迎！）父亲的老友，重庆《新民报》同事陈理源叔叔，在帮助我们搜集当年在《新民报》的文稿时，于此“启事”亲缀按语。“这个征稿启事，为《最后关头》副刊主编人的恨水所写。启事登出后，效果甚好，使这个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读者喜欢父亲的“关头语录”，寥寥几十字，却是寄托遥深，短小jīng悍，一针见血，我也非常喜欢父亲的这种小文章，大手笔的文风。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就以《寸铁》为名的“小专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我现在摘录几条《关头语录》，以飨读者：穿着中山服，夹着大皮包，胸襟挂上一块徽章。这样的姿态，于北伐时出现于武汉市上，表示一种朝气，现在你若看到，作一种什么感谢呢？问问读者。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着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也就毁灭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种工作，并不是可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今日一直向上数，做官绝不是工作。有之，则办事员与录事耳。
官，一方面受着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一方面又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咒骂。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评价委员会，必须官办，官办之后，必有官样，所以物价比不评价时还要贵。连我在内，鼓chuī组织评价委员会的人，害了市民与难民。
“关头语录”犀利辛辣，父亲的杂文更是“当头棒喝”。所谓“祸从口出”，打中了当权者的痛处，他自然不高兴，你能“笔没遮拦”，他就能“封条上门”，因而《最后关头》被迫于1939年5月3日停刊，经过多方周旋，才于同年8月13日复刊。父亲于复刊之日写了《久违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读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细及他无可奈何的qiáng烈愤怒：日子是这样的容易过去，本刊与读者不相见，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积十八个一百天，便是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一百天的消逝，我们是守财奴一般的看法，颇为舍不得。
一百天之间，我们不知道读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们自己而论，仿佛像那些禄蠹，三日无官则遑遑如也。许多日子不扯几句淡，真整得难受，在这里也看出新闻记者是一条劳碌命。不像古来言责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开口动笔，依然吃饭睡觉，其肥如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