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时我还没写《啊！》，写过《啊！》就不同了。写《啊！》时，我有一个qiáng烈又迫切的目的：我想记录下我们在这10 年是怎么活过来的，也就是想使后世之人读这部小说时，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这样，任何现成的、完整的、哪怕曲折动人的故事都无法完成我这目的。我便用一封误以为丢失而没丢失的信，引出一个灵魂的悲剧，勾起那个时代人们全部的、特有的、恐惧的心理状态。我是从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感觉和心态，来把握小说，来把握那生活的。
这样写过，我忽然对自己心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不那么冲动了，也没有把它迫不及待写出来的渴望和劲头；凝聚在心里的某种力量，好像都在《啊！》里发泄完了。大概我在当时可能做到的，都在《啊！》中做了；我站在自己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上，尽到了能力的极限。那么，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已经越过的尺度上，来回重复。即使再好的故事也不想写了。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伤痕文学”。
目光移到急剧变化、不断更新、切身切肤的现实中。视野便从有限的“十年”扩展开来。这阶段的写作，即使牵涉到“文革”期间的生活，都把这生活打碎，而与更广阔的生活历程揉在一起。
故事和人物，自然不只在10 年中间转来转去了。生活愈宽，认识愈深。这样，我偶尔写些以“文革”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着昨天》、《雪夜来客》等，已然不是着意于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不是着意于对那些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思辨；而是着眼于人，一个个人。
在那严酷的年代里，善良、真诚、信义、正直等一切标准都变得异常苛刻时，一切尺度都难以完成时，一颗颗互不相同的心灵怎样表现。这真是每一颗灵魂最严峻的考场。它所验证的社会人生的哲理，无疑是永远有价值的人类的财富。那么对这10 年，大至牵及人类和历史，小至深入自我，都有必要进行一次次重新的认识。
我再写这“文革”生活的小说，不再靠冲破禁区的勇气，也不靠写《铺花的歧路》
和《啊！》时，与社会直接呼应的那样的激情，而是靠一种冷静的再认识，一种沉着的回顾中由衷生发的深沉的情感。沉下去而再勾起来的，都是沉的。这便是评论界所说的历史感和纵深感。这样，我们写“文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层次上的变化。
这变化在一代作家的创作中是共同的。在知青题材上就出现了“反思”思cháo。
至少从1984 年起始，我就时时感到有种难禁的情感冲击自己。这是对10 年那段生活的回忆与重新思索引起的。时而会冒出一个新的构思，新的故事片断，那些搁置已久、自觉轻浅、不愿去写的故事，合成进去新的认识后，发生质变，对我产生新的魅力。好像把废铁重新冶炼，闪出金属的光辉。《感谢生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也是我再写“文革”的第一部。
10 年中，我和一群画画的穷朋友在一起，共同经过坎坷颠簸的路，尤其他们心灵的历程，我感触尤深。我深知这些艺术家的心！他们有种寻求美好事物的“本能”。不管困苦怎样折磨，他们的两只眼总在亮闪闪地寻寻觅觅，时时处在被感动之中。他们的苦乐非常人的标准，得失观也非常人所能理解；因此，他们在生活中得的总比失去的多。在熬度苦难中，别人只看见他们脱掉了三层皮，却不见他们捧到了生活的珍珠。那是怎么美好又壮观的境界！
凭着这种对生活赤子般的热爱，无论怎样沉重的苦难也不会把他们压垮。当然，也有被压垮的。我指的是真正的艺术家！
不知为什么，我联想到我们中国人。
想起过一件事——1976 年大地震波及天津，千家万户房倒屋塌，被迫在大街上用竹竿、柴芭、huáng泥、砖块盖简易的小屋。材料不多，屋子甚小，又低矮，夏天晒得屋里可以闻到人肉味，半夜大雨，积水灌入，常常漂进隔壁人家的拖鞋和小盆……有一天huáng昏，我在街上走，看见两旁的住家居然用碎砖头垒起小院，打扫得gāngān净净，短墙头上还摆着盆栽，文竹挺着婆娑的绿枝，倒挂金钟垂着鲜艳欲滴的花朵。从紧挨着的一间间小泥屋里传出说话声、笑声、剁饺子馅声、收音机放出的相声……有的小屋挂着粉红窗帘，贴着双喜字，竟做了新房，原来他们在这里住了3年！有的家庭又生出新的一代人来！我惊讶，感动，不知不觉落了泪。我心里又响起不止一次的感叹和赞叹声：我们伟大的中国人呵！在悠长的历史中，我们历经劫难，但什么力量使我们顽qiáng地生存下来？仅仅是我们民族所具有的难以估量的忍劲与韧性吗？
我们哪来的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临危不惧的气概，博大恢宏的包容性，深厚沉雄的自信？为什么能一次次同化入侵的民族？怎么能够默默地消化掉不可思议的磨难与挫折？这来自我们悠久的雄qiáng康健的文化，也来自我们对生活执著、炽烈、永恒的爱。
我抓住这小说。我想用这小说寻找我们的民族jīng神…、民族元气….、民族情…感。，以及我们民族对待苦难和战胜苦难的独特方式…………我写华夏雨与几位民间艺术家（剪纸huáng和罗长贵等），完全不是想写一个艺术家向民间艺人学习那种写滥了的内容。我要写民族的艺术元气和艺术情感；通过民族的艺术情感，写人民对生活的情感。我还想通过这些民间的传统艺术（陶瓷、剪纸、泥塑、石刻等）的描述，显示我们民族的气质与进力。
华夏雨这个人物自然是我致力写的。这是我熟悉的人，也是我真心地爱的人。
因为他真诚地爱着世界上最美的事物——艺术。任何痛苦落到他身上，都会奇迹般地消失，而同时他又在艺术中创造出奇迹来。在一边压上苦难的天平上，他总有东西放在另一边。有位朋友说，他发现《感谢生活》中有个“核”，就是“窑变”。
烧瓷时，往往上了釉的瓷胎送进窑时，普普通通，并不出色，经过烈火高温，出窑时竟能成为一件辉煌奇妙的绝品。我感谢这朋友的发现。我说，我的确在小说里埋藏了这个“核”，这层内涵。这瓷器就是华夏雨，是我们中国人，烈火高温就是生活，是苦难，我们不是常常从中表现出一种伟大和神奇的性格来吗？
我不想多谈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想法和做法。只想qiáng调一句，我有意用华夏雨的第一人称来写，就为了通过画家自己的眼睛，好体现他对生活特有的观察和感受方式，以及他特有的心态、感觉和知觉，从这独特的角度来挖掘他对待生活专有而迷人的情感。我选择画家独具的jīng神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真实，作为自己的追求的目的，自知很难，不易唤起共鸣。而且，在这总体把握下，我还有意削弱故事本身所带有的戏剧因素，不做任何“掮情”描写。
我不想达到一般的“催人泪下”的效果，而想完成作为一个画家，充满艺术感觉的人物。我希望读者能理解我们的艺术家独特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