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和妹头一点不像，不是说长相，而是气质。大弟是有些土的，长年是家做的蓝布衣服，脚上的鞋是手纳的厚底，再上一层轮胎胶，圆口的鞋面，鞋帮铁硬的，好像要穿一百年的样子。衣领上又总是系着一条红领巾，臂膀上别着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的标志。他是那些学校里的好学生，倘若不是因为土，他大约就也要有妹头所不喜欢的 官腔 了。当然，对自己家人是会有另一种标准。大弟的头也常是剃得很糟糕。他倒是到街对面小马路上的理发店去剃，那是他们通常去的地方，师傅们也都认识。虽然是个很小的店，可却经营了很多年，师傅都是老师傅，说着扬州话。别人都知道挑人，因师傅中有个女师傅，是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倒是上海人，可为了表示她是剃头的正传，她也操了一口扬州话，但这对她的手艺丝毫无补。像大弟这样不挑不拣的半大顾客，往往就落入她的刀下。她把大弟的头剃成一个标准的乡下人：后面刮得发青，头顶一径推上去，形成一个尖，额前，却留了一络长长的发，这一络头发落到眉际，就像小姑娘的刘海。想想看，这样的发型，脚上是那样的鞋，因为在长个子，袖口裤管总有些吊，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糟货的气味。你简直不相信这是淮海路上的人，可淮海路上，就有这样的人。这样半大不小的男孩子，目不旁视地走在摩登的男女中间，并没有一点自卑的表情。相反，他们很自如。像大弟这样的，手里还握了一本四角卷起，皱皱巴巴的旧书，去找他们的谈得来的好朋友。在这条马路的街面或者弄堂的房子里，住着不少这一类的严肃老成的孩子，后来大弟戴上了近视眼镜，白边的学生眼镜，这使他就像一个来上海学生意的外乡人。可是，就是这个外乡人，要是和真正的外乡人站在一起，他却变得一点也不像外乡人，而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条街的浮华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见识，虽然谈不上广博，可也够他打底了。有了这个底，他大体可做到从容镇定。
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哥哥是个发展比较全面的人。他的速算参加了区里的比赛，还得到了名次，他又是市少年宫手旗队的队员，还有，他喜欢航模。六年级时，他做了一艘舰艇，涂上了油漆，漂亮极了。爸爸妈妈将它放到五斗橱上，作为摆设。这艘白色，围着红线条，插着彩旗的舰艇，与房间里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风格并不相称，可它带来了一种开放的气息，它使这个家庭有了新鲜的希望。妹头很珍爱这艘舰艇，她用一支废毛笔，沾了水，轻轻地扫着它上面的落灰，犄犄角角都扫gān净。她的本心是不会对这类玩具有兴趣，妹头不是一个喜欢玩具的人，或者说，她喜欢的是另一种玩具，带有真实性和实用性的，比如缝纫机，绣花绷，绒线针，等等。但是，这舰艇却不同。这里蕴藏着妹头所不能理解和掌握的智慧和技能，又是出自家人的手，她对此怀着崇敬的心情。
可是，就在哥哥考进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此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事情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平静。妹头和小弟依然上学下学，小学尚未停课。哥哥则和几个要好的同是逍遥派的同学来往着，今天你去我家，明天我去你家。有时，妈妈还留他的同学在家吃饭。这个社jiāo很少的家庭，是很欢迎哥哥的同学的。原先的枯乏的生活倒有了些变化。再后来，小学也停课了，妹头和小弟也闲在了家里。这时，妹头已经成了一个称职的小主妇，里外都由她负责，她非常乐于承担她的责任。副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她天不亮便起chuáng去买鱼，给全家改善伙食，妈妈倒与她反过来了，现在是妹头栽好了衣片，妈妈坐在缝纫机前缝制。除去bī迫小弟洗碗，小弟不从而引起的争吵这一点，妹头完全能够掌握起家政了。停课停了一段，小学继续开课，妹头和小弟重新回到学校，大弟却在停课期间初中毕业，面临何去何从。已经有两届学生分配了，政策都是长子照顾留沪，或者 两丁抽一 ，就是两个孩子一去一留。在讨论大弟的去向时，父母也越来越明朗地表示宁可妹头出去，也要留大弟的意见。这个话题过多地提起，妹头虽然还未临到分配，命运却已经决定了似的。妈妈将年底所余的棉花票买了一条七斤重的新棉胎，就会说：留给妹头走时带去。妹头依然没什么不悦，这条弄堂里的家庭，都是这么安排儿女的前途。况且，有时候，父母倒对妹头不过意了，就自我安慰说：妹头比大弟凶，出去不吃亏。这样，妹头就受了褒奖，然而，事情的结果恰恰是：大弟他们这一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要去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