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离开后，方子衿就在这里等。这条小里弄里有很多人，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有，大多数人带着被子。他们身上的衣服脏污不堪，面上都是菜色。有人不知从何处弄来个草垫子，铺着躺在地上。也有人将被子捆成一团，垫在屁股下面坐了。还有一些人，gān脆坐在地上。从弄口到这扇门前，横七竖八的全都是这类人，有几百人之多。方子衿看了，有些心惊肉跳。这么多人，全都要通过那扇比普通住户堂屋还窄的门进出，里面的人要接待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完？她有些不甘心，问其中一位老人，同志，你是来上访的？老人说，是啊。你也是？方子衿说，是啊我也是，是不是要排队？老人说不用不用。他指了指巷子里的那些人说，这些人好多是老上访，只要是那些背着被子带着草垫的，都不止一两次来北京上访了。他们住在这里，只不过等一个答复。
老人也是一个老上访。他是江西人，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参加革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那时叫战略大转移，后来叫长征。老人和部分战友奉命留下来继续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料到，江西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部队受到反动派的围追堵截，难以立足。奉上级命令，他所在的部队化整为零。离开部队后，他先回了老家，发现在那里根本呆不下去，便辗转去了安徽，从此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开始后，国共再一次合作，他从安徽回到江西想找组织，却被国民党政府抓进了监狱，一直到江西解放，他才从监狱中出来。因为参加革命时的介绍人以及入党时的介绍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没有人给他提供证明，所以，他的革命经历以及党籍，都没有得到承认。为此，他已经上访多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老人指着不远处躺在地上的那个中年男人说，那个人才是冤枉。他原是一名机关gān部，副科级。当时局里有一名副局长，为人贪财好色，欺下瞒上。他怀疑那名副局长的历史有问题，便暗中进行调查。岂知那名副局长知道了他的行动，趁着三反五反的机会，将他打成反革命。几年后，一起美蒋派遣间谍案被破获，因此查清这名副局长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一再上访，表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是被美蒋特务陷害。可就是这样一件案子，他上访了五年，也得不到解决。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闻所未闻的故事。重要的不是故事的奇特，却是这些看起来并不难澄清的历史一直都无法得到澄清。
终于等到午休结束，门从里面打开了。方子衿和其他一些人从那扇小门走进去。里面的空间很大，让方子衿大为意外。这里不是窗口接待，而是每个接待员面前有一张桌子，可以和上访者面对面。稍稍等了一会儿，轮到她了。接待她的，是一个年纪比她稍大的大姐。大姐和蔼地请她坐下，然后亲切地问她要谈什么事。方子衿开始介绍自己的经历，大姐始终认真地倾听，不时从鼻子里哼出一个声音，表示她的关注。
方子衿说，她原以为胡之彦只是在白长山的单位发来的政审函上做了手脚，却没料到，他还在自己的档案上写上了那样一句话。如果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红卫兵小将查看了她的档案，这件事还不知什么时候才会闹出来。知道这件事后，她赶去医学院，希望人事部门给自己一个说法。可是，医学院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负责人，有些被批斗，有些当了逍遥派，有些投入到这场革命之中，日常工作没有人管了。她又去找卫生厅和教育厅，这两个厅的情况和医学院差不多。教育厅被造反派夺了权，以前的领导都不负责了，新的领导没有产生。卫生厅的情况更复杂，有两派造反组织，一派拿走了公章，另一派占领了办公楼，两派之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甚至架起了机枪。
有两件事，方子衿没有说。她原打算去找周昕若，毕竟他是她以前的书记、校长，对她的情况是熟悉的，现在又是省委副秘书长。他如果肯出面替自己说话，这件事解决起来应该很容易。可她到了省城才知道，胡之彦当上了造反总司令，揪斗的第一批人就有周昕若。另一件自然是与胡之彦有关的，她只能说胡之彦因为流氓罪被判了刑，却不能说他现在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造反英雄。
大姐耐心地听她说完，然后对她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你把刚才说的这些写下来，作一个登记，我们会慎重处理。方子衿说，我听说，你们处理上访，就是把有关材料转下去？下面根本没有人工作，你们转下去，一点作用都没有。大姐说，我们有我们的工作程序。你应该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方子衿说，我当然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要不然，我怎么会千里迢迢到北京来？大姐说，那就好，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
从信访局出来，方子衿抬头看看天，天空非常晴朗。可是，她心里的那团乌云却挥之不去。她不知道自己这一趟是否值得，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她甚至有一种不妙的预感，这些人只是坐在这里接受别人的倾诉，根本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方子衿的方向感不好，虽然明知这里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可是转了几圈之后，找不到方向了，问了好几个人，才算是到了长安大街。站在街边往前一看，心中暗吃了一惊。天，这里在gān什么？怎么比火车站广场的人还多？密密麻麻，人山人海。她觉得自己bào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唯一能够藏身的地方，就是钻进那些热血澎湃的红卫兵小将之中去。她在人缝中绕来钻去，挤出了几身汗，才总算是走到了纪念碑下，围着纪念碑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白长山和女儿，再转一圈，还是没有见到。纪念碑下全都是人，坐着的，睡着的。突然身后有人大叫妈妈，方子衿转身看去，见女儿坐在白长山肩上，左手拿着风车，右手拿着一串糖葫芦。白长山说，早来了？刚才我们爷儿俩去金水桥那边转了转。接着问她上访的情况怎样。方子衿摆了摆头，说，只是填了一份资料。他们说会处理，可我听其他上访的人说，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材料寄回原单位去。白长山听了非常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工作？如果只是寄回原单位，还要他们在这里gān啥？方子衿迅速向四周看了看，所有的红卫兵小将都处于空前的狂热之中，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她说，你小心点，这种话不能乱说的。白长山也看了看四周那些汹涌的人群，小声地对她说，我们不能呆在这里。
他们挤出那片人海，人已经累得抬不动双腿了，只好在街边坐下来。白长山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到了北京吓一跳。我们不能留在北京。
方子衿也觉得北京不是久留之地。但自己原本希望和他一起在北京多呆上几天，逛一逛故宫，爬一爬长城的。她的心开始疼痛，不明白老天为什么对她如此薄情，竟然连这样的机会都不肯给自己。
白长山说，要不，去白河玩几天？等了一会儿，见她没答，他又说，反正这段时间火车够乱的，又不需要车票。方子衿说，可这乱样，能不能上车呀。这句话表明，她其实已经动心了。白长山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一切有我呢。方子衿有些犹豫，说还是算了，都闹出这么多事来了，如果她知道了，又不知会闹出什么事。白长山说，上次我们闹离婚的时候，我找房管所的战友弄了一间房子，一直空在那里，你们可以住在那里，她不会知道的。白长山更进一步怂恿说，北京这样子，我真是担心。你带着女儿现在回宁昌，能不能挤上车也难说呢。不如先到白河，看一看情况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