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往有一种敏感，知道危机临近时，会特别机灵。方子衿虽然吓得手足无措，却并没有完全失去心智。她转向居委会的两位红袖标，说，同志你帮我评评理，上次我找他修鞋，六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她伸出自己的手，向红袖标掰着手指头。她说，三角钱啦，可以买两斤多米五只jī蛋，十几个馒头。可以买十几斤白菜。那个男的见她有点夹缠不清，打断了她，说，行了行了，这些账我们会算。你说吧，你抓着他，到底为么事？
方子衿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有很好的表演才能。她说，为么事？还不是那几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原想他把鞋修好吧。可是，他当面对我说得好好的，我还没穿两次，那鞋又破了。那个女人向着女人，对陆秋生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修鞋怎么啦？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你给她修鞋，她给了你钱，你就应该为她把鞋修好。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革命同志？
戏既然已经开场，陆秋生也就无师自通地演下去。他说，同志，你不晓得她那只鞋是么回事。你也听她说了，一只鞋补了六个补丁。别说是一只鞋，就是一件褂子，六个补丁，那也破得不成样子了吧。我劝她说，这鞋破得不成样子了，不要再补了，gān脆买双新的吧。她说，买双新的？你说得轻巧，一双新的要两块多呢。
老太太找到话题了，脸色一变，对陆秋生说，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嘛。旧的怎么啦？旧的就不能穿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艰苦朴素，要勤俭建国。如果都像你这个同志，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还能保持吗？
陆秋生被两个红袖标批评教育了一顿，最后，他们命令陆秋生跟方子衿走，去将她的鞋重新补好。陆秋生不敢再坚持，只得挑着鞋匠担子，跟在方子衿后面。走到街口，方子衿推了自己的脚踏车，向前走去。陆秋生不太情愿，却也无可奈何，亦步亦趋地跟着，两人谁都不说话。一直走了两条街，估摸着不会再有人注意，方子衿才停下来，转过头看陆秋生。陆秋生亦停下来，头低着，一句话不说。
方子衿说，走，去你住的地方看看。陆秋生仍然站着，不动。方子衿说，走呀，你怎么还站着？陆秋生怯怯地说还是不去了吧。方子衿说，为么事不去？你是我哥，我去看看我哥住的地方不成？陆秋生说，我不是你哥。方子衿说，就是，我说是就是。你如果不是我哥，你么样为我做那些？陆秋生抬起头来看她，那张脸虽然布满了岁月风霜，眼睛却还依然晶亮有神。他的目光仿佛有刺一般，猛地刺了方子衿一下。方子衿本能地向后伸了伸腿，想退，最终还是停在那里。
她的语气委婉了许多，说我想去看看你住的地方。
陆秋生摆了摆头，说，不行的，要登记的。
听到这句话，方子衿如梦方醒，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去。可她又有好多话想和他说。这里人多眼杂，自然不是说话的地方，又不能去公园等一类场所。她这身打扮，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是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一个修鞋匠，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对比太qiáng烈，肯定会引起那些巡逻的民兵注意。她说，我想和你说说话。
陆秋生抬头四处看了看，然后迈开双腿，越过她，向前走去。她没有说话，推着脚踏车跟着他。又走了一条街，陆秋生在一个街口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担子，搁在街边，从鞋匠箱子旁边取下一张小凳，塞到屁股下面坐下来，又摆出另一张小凳，放在方子衿面前。方子衿站在那里，没动。陆秋生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只鞋，又拉出下面的抽屉，拿出皮锉胶水一类东西。他开始锉那只雨鞋。
方子衿支好脚踏车，弯下腰，抓过那张小凳塞到自己的屁股下面，坐下来。她好奇地问他，你么时候学会补鞋的？
陆秋生说，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战争。在部队的时候，他常常要去侦察敌情。为了隐蔽自己，不得不给自己找一种保护色。这就是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军官的区别。国民党的军官，确实都是军官，或者说是军阀，可共产党的军官是一些万金油，做什么都身先士卒。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也带着感慨。她知道共产主义是他的最后信仰，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了这个信仰献出了很多。如果这最后的信仰都失去了，他心中的幻灭感会多沉重，她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他心中永远的刺，她不想去碰这根刺，也没有能力去碰。
她转换了话题，问他，你不是在红川吗？么样回到宁昌了？
面对她的提问，陆秋生只简单地回了一句，红川没法呆了。她反复问他，他才说，以前，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留了下来。他是被管制分子，工人编制，一个月拿十八块钱薪水，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一样。gān革命gān了这么多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心里也十分委屈，多年来，一直在写信向上面反映自己的事，希望上级党组织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可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
方子衿不解，问道，为么事？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
陆秋生说，他找以前的老领导打听过了，像他这种情况的不少，甚至有很多职位比他高的，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人全都是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考验的，可以说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得罪了某些领导，结果被这些领导借助运动之机给整下来了。陆秋生的父母虽然是高官，但解放后在中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相当一段时间在江西工作。后来又调去了北京，对于中衢的影响力更小。而中衢各级gān部，也都在这几年间有了较大的调整。以前答应留下他的那些gān部全都调走了，新来的gān部，既不了解情况又和他没jiāo情。那些人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在肉体上摧残他在人格上污rǔ他。他心里清楚，那些人是想bī他走。他无路可退了，只好提出辞职。他的辞职报告jiāo上去的第二天，户口就给下了。他知道这事在局里没法解决，跑去找市委组织部。人家将他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他想，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能回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恒兴，那是他退伍后参加地方工作的第一站。那里有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他们或许愿意收留自己？此外，就只有宁昌。宁昌是他的原籍，可他觉得回宁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宁昌毕竟是省会，是大城市，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于上天。整个中衢省，想调进宁昌的有多少人？恐怕数十万计，可每年真正进入宁昌的，大概也就百来个人。
陆秋生回到恒兴，才知道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以前的老领导，有的死了，有的上调走了，有的被打倒了。留下来的gān部，不是没什么实权，就是明哲保身，听说他的情况就向后缩往后躲，面都不肯见。无计可施，他只好到了宁昌。在宁昌，他能找的只有杨维华。杨维华如今升了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杨维华说，目前这种形势，他也不敢公开出面帮老同学，只能暗中援手。他给陆秋生出主意，叫他打个报告，通过正常渠道递上来，局长办公会上，他会帮忙说话。陆秋生将报告jiāo上去，回到红川等了三个月，终于有了回信。接到通知的时候，他都有些不相信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