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ya皱起了眉。
“还有《午夜》、《柏林艳史》、《谍网枭雄》、《我叔叔的风流韵事》。”
“听上去真是相当，”苏联公民表示。“资本主义啊。”
“社会主义国家通常看什么？”
“歌剧，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
“哦。”B级片爱好者Napoleon Solo有点始料未及。
“还有芭蕾舞，《胡桃夹子》，《天鹅湖》。音乐会，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格林卡，穆索尔斯基，特别是肖斯塔科维奇，”他看见Solo的眉毛抬得更高了。“我们总是得一遍又一遍地听《第五交响曲》，因为他喜欢。剧院里也演话剧，有部叫《带枪的人》，是讲列宁的。不过后来就没什么好看的了。我上一次去莫斯科大剧院的时候，他们在演《曙光照耀莫斯科》，那台剧没什么意思。”
“那种感觉怎么样？”Solo问。
“什么？”?
“拥有那些东西。”美国人继续缝着线。“司机，保姆，别墅，特别包厢——你有很多好衣服，对吗？”
“其实那没什么可羡慕的，牛仔。”Illya说。“等写思想检讨的时候就够你受的了。有时我想，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
Solo忽然抬起头，他们就这样相视了几秒，然后Solo清了清嗓子，把头转开，继续小心地缝着簿册的页边。Illya也错开了视线。黑暗中，只有他手中的光照着Solo。美国人低着头，他黑发的轮廓有层金黄的茸边。
Illya Kuryakin很少想过，如果父亲没有入狱，他的人生将会是怎样。进莫斯科大学，读法律，毕业后去一个富庶的州做书记，然后再调回莫斯科，进入中央部门，成为某个大工厂厂长的女婿——又或许他会去参军，读伏龙芝军事学院，不管哪一条道，都能平步青云。战争开始前的那个冬天，他和大人们一起去扎维多沃打猎。他靠在父亲身边，在雪地里走着，周围跟随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领章上有代表军衔的方块和竖条。父亲在和一个穿着哔叽布制服和黑色长筒靴的人说话。他们正谈着，那人忽然打量了他一眼，“儿子也来了？”
“儿子是捎带的。”父亲开玩笑道。
那人看着他，然后忽然笑着对父亲道，“这孩子以后是要当将军的，尼科莱·弗拉基米罗维奇！”
他父亲把他揽紧，大笑了起来。你长大了想做什么，Illyusha？他躲开了，将脸埋在狐狸毛的领子里，偷偷抬起眼来看那个人。“这是西多洛夫上将。”父亲向他介绍道。
“您好啊，小朋友。”那人和蔼地说。
他没有说话，朝他做了个鬼脸。
猎犬忽然躁动起来，拉着几个军官和猎场看守迅速往前跑去。片刻后，林中传来一声哨响，那意味着昨晚的陷阱里有猎物上钩了。父亲催他去看看，他在雪地里迈开腿，费力地跑了起来，脸上扑满溅起的雪粉。一直断了腿的野兔，耳朵被抓着，在一个保卫人员的手里瑟瑟发抖，几只西伯利亚犬在一旁龇牙狂吼，试图挣脱皮链。
冻得满脸发红的看守把那团绒球塞到他怀里。“快看，白色的野兔。”
“我能养它吗？”他问，小心地接了过来。
“活不了多久啦。”那人说。这时父亲和西多洛夫上将也过来了，“那边在打麻雀，”父亲说。“让我们看看你的枪法，Illya。”
他不情愿地将兔子递回那人手中，拿起了几乎和他一样高的猎枪。那天晚上在木屋里，厨子做了乌克兰风味的r_ou_馅饼，桌上有面包和鲟鱼子。房里都是男人，没有一个带了妻子，几乎全喝得酩酊大醉。最后他们叫来了一个莫斯科剧院的女演员，要她唱了好几首歌，有个矮个子还屈起膝盖，踢着腿，在地板上跳起了哥萨克舞。父亲一脸如痴如醉，似乎忘了他的在场，只有西多洛夫上将看了他一眼。
“你看，我们都很有礼貌，”他拉过他，小声说。“可别把今晚的事告诉你妈妈。”
再次见到那人时，他是他的司机。他手握着海鸥牌轿车的方向盘，坐在那里，从后视镜中看见男人缓慢地挪上车，关上门。“你长高了，Illya。”他说。“你还记得我吗？”
他怎么会不记得他。和蔼的，友善的西多洛夫上将，他知道是他把他调来自己身边，如果不是他，他也上不了克格勃的军校，大概正在哪个地方做电焊工。他怎么会忘了他？尼科莱·科里亚金最好的朋友，在他入狱后没多久就搭上了他的妻子——得知那个消息后，父亲在劳改营里心脏病发了一次。他能猜到那人在母亲的枕边说了些什么话，例如，那个扎维多沃的晚上，那个女演员。她只有二十岁呐，Kuryakina。怎么说呢，她长得还算漂亮，但相当艳俗，天知道他怎么会喜欢这种花瓶？
一个女演员，只有二十岁——后来，他曾听见母亲哭笑不得地自言自语道，把撕碎的信纸拼起来。 Ekatelina Kuryakina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妻子，是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她的父母都是忠心耿耿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死于白军之手。曾是女贵族的外祖母将她带大，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他父亲。而那是一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女人，年轻貌美，野心勃勃，她怎能不被击溃。他那天真的、可怜的母亲，倔强但顺从，多疑又轻信。有人知道怎么让她绝望顶透，所以她允许男人们引诱自己。
“这些年过得真快，”上将怀有歉意地说。“你要知道，我没有忘记你父亲。”
他默不作声地坐在车里，像个黑夜里的偷渡者一样，直直地盯着前方。
两个星期后，他请求辞职，然后在外派的岗位上干了几年脏活。1965年，从匈牙利回来后没多久，某天晚上，他被敲门声吵醒。他披衣起身，看见一个克格勃长官站在门外，正是他在布达佩斯见过的那个人。
“把衣服穿上，Kuryakin，” 那人说。“跟我来一趟。”
好的，他平静地答道。让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收拾什么东西？”那人尖刻地说。“有什么好收拾的，只不过去谈个话，很快就回来了。”
这时他们才发现客厅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他们要把你带去哪儿，Illya？”母亲担忧地问。
“回去睡觉，妈妈。”他说。“我很快就回来了的。”
她依旧不放心。“外面冷吗，同志？”她向陌生人问道。
“在下雪。”克格勃头儿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记得戴上帽子。”她提醒道，替他扯直了衣襟。“你不能光着脑袋出去，听到了吗？把那条围巾也戴上。”
“我在楼下等着，”男人见状往门外走去。“快一点出来。”
那晚他第一次坐上Oleg的莫斯科人牌小轿车。现在是凌晨两点，夜色漆黑，车外有雪片在落。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几盏路灯的耳目，偶尔透出一点光晕，也像冻上的冰丸。他头脑昏沉，但却依旧被人吊起来了似地，维持着警觉的兴奋。他用余光打量Oleg，估摸他的长外套下别着一把勃朗宁。车驶进卢比扬卡广场，捷尔任斯基全身像的肩头已积了层薄雪。Oleg将车停好，往门口走去。值班的电梯员按了往下的键，他知道那里通往审讯室。他想起了父亲被带走的那天晚上。
他们驾轻就熟地在迷宫般的走廊里走着，最后他才知道Oleg要领他来什么地方。“久等了，瓦洛佳。”克格勃头儿对档案室当值的人说，后者立刻摸出一串钥匙，打开门，解开密码锁，示意他们先进，然后跟了进去，锁上了门。Oleg走过一排排塞满档案柜子，在“K”的一栏前停了下来，稍稍扫略了一眼，便从最顶上把一个档案盒拨了出来。
“过来。”他对Illya说，然后走向里间。瓦洛佳打开灯，从柜子里抽出几张表，递给Oleg。“把这个填了，Kuryakin。”克格勃头儿说，拉开椅子坐下。“如实填，不是按他们教你的。如果你有错，就写有错，如果没有，就是无罪，明白了吗？”
他看向那几张空白档案，上面已有盖好的克格勃红色印章。
“我不知道怎么填。”
“在我面前用不着装这个，我没有时间在这里给你耗着。”
“快写吧，同志，”瓦洛佳劝道。“Oleg这是在给你平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