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一天到晚即兴地瞎编着顺口溜，蹦蹦跳跳地围绕着张慧娘团团转地说唱，说唱得张慧娘美滋滋的，说唱得张慧娘整天都陶醉在甜蜜的爱情里，说唱得张慧娘晕晕呼呼的分不清天高还是地大了，说唱得张慧娘快活得就像是一只小白兔，说唱得张慧娘温顺得又活像是一只波斯猫。
平庸和张慧娘在上海疯玩了几天，什么南京路、四川北路，一些大大小小的商场都让两人给逛了一个遍。什么城隍庙、动物园，植物园的，都让他们俩给玩了一个够。
喜欢阅读现代文学史的平庸，想用一天的时间去寻找寻找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等一些社会文化名流的踪迹，丰富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可张慧娘对那些大文人一点也不感什么兴趣，平庸也只好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那天晚上，平庸躺在小旅馆的木板床上琢磨着鲁迅生前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平庸琢磨了半天也没有琢磨出什么道道来，于是他便想当然的跟张慧娘说起了郭沫若解放之前的《女神》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以及郭沫若解放之后的人品和文风。他还发自心底地说郭沫若死得晚了一点，如果早死几年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得改写了。
“你究竟是喜欢郭沫若，还是讨厌郭沫若？我都让你给弄糊涂了，你怎么对郭沫若这么感兴趣？”
张慧娘随口这么一问不要紧，一下子就打开了平庸的话匣子。
“慧娘，反正咱俩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事，我就跟你说说郭沫若现象吧。你要是想了解20世纪的中国，郭沫若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郭沫若以新诗《女神》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早期的郭沫若确实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四一二”国共分裂后，郭沫若伏案愤笔疾书，发表了一篇《人民公敌□□》的讨蒋檄文，随后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被迫逃亡日本多年。
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话剧、历史、考古学以及社会科学的贡献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但客观公正的来说，郭沫若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1949年以前。建国之后，郭沫若基本上就沦落成了一个文化大官僚。如果把郭沫若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段来看的话，人们基本上可以把他看成是两个郭沫若。前一个郭沫若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个性张扬、嫉恶如仇、铁骨铮铮的才子和革命家；后一个郭沫若则是迷失自我、唯上是从，盲目跟风、阿谀奉承的文化大官僚。
中国解放之后，郭沫若是社会时代钦定的旗手，是集团的喉舌，是群体的领头羊，别的羊可以不叫唤，他必须叫唤，每到一场政治运动的暴风刮来的时候，人们都能听到他在热情歌唱，没有人知道那些歌唱的后面，他究竟是在欢笑还是在哭泣，他的心在流血还是在流泪。郭沫若有无奈吗？有挣扎吗？有痛苦吗？有流泪吗？有反思和忏悔吗？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终于有了一点初步答案，有几个不同的社会人物，他们从多种途径披露了郭沫若当年给忘年至交陈明远的一批信件，让世人终于有了一孔窥探郭沫若晚年心路历程的小窗户。”
“哎呀我的妈呀！行啦行啦，你歇一会吧，我的少爷。你渴不渴呀？我给你倒杯水去，你喝完了水再接着侃，省得今天晚上我再扫了你的兴致。”
张慧娘连讽刺带挖苦地一边说着平庸，一面站起身子，给平庸倒了一杯白开水。
“你这个家伙，真够损的，我是正儿八经的在和你探讨郭沫若这个人和这个社会的畸形现象，你竟然这样搪塞着我玩。好好好，我不和你说了，这是我今天下午在那个路边的地摊上买的一份小报，这里面有几段郭沫若写给陈明远写的信，你自己看看吧。这几封信写于□□前夕，那个时候郭沫若还未受到冲击，可他的心境就已经十分悲凉了。”
平庸跟张慧娘这边说着话的时候，他就把一张报纸递给了张慧娘。
1963年5月5日。
“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1963年11月14日。
“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965年9月20日。
“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
1965年12月22日。
“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活，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