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一个滚圆的大铁锅，挂满了糖渍过的番薯，开锅的时候，一缕扑鼻的香味由四面扬散出来，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候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散步回来时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奔走过的风霜。
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分。有一回我们为了地瓜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持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瓢地瓜，他的理由是：“台湾多雨水，地瓜哪有俺的家乡甜?俺家乡的地瓜真是甜得像蜜的!”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当时他已回到家乡，站在地瓜田里。看着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亲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梦，我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连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父亲送我的红心番薯过了许久，有些要发芽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在巷口卖糖番薯的老人，便提去巷口送他，没想到老人改行卖牛肉面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卖地瓜呢?”老人愕然的说：“唉!这年头，人连米饭都不肯吃了，谁来买俺的地瓜呢?”我无奈地提番薯回家，把番薯袋子丢在地上，一个番薯从袋口跳出来，破了，露出其中的鲜红血肉。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卅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老人和父亲生长在不同背景的同一个年代，他们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里，只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可能只有那破了皮的红心番薯才能记录他们心里的颜色;那颜色如清晨的番薯花，在晨曦掩映的云彩中，曾经欣欣茂盛过，曾经以卑微的球根累累互相拥抱、互相温暖。他们之所以能卑微地活过人世的烽火，是因为在心底的深处有着故乡的骄傲。
站在阳台上，我看到父亲去年给我的红心番薯，我任意种在花盆中，放在阳台的花架上，如今，它的绿叶已经长到磨石子地上，甚至有的伸出阳台的栏杆，仿佛在找寻什么。每一丛红心番薯的小叶下都长出根的触须，在石地板久了，有点萎缩而gān枯了。那小小的红心番薯竟是在找寻它熟悉的土地吧!因为土地，我想起父亲在田中耕种的背影，那背影的远处，是他从菅芒花丛中远远走来，到很近的地方，花白的发，冒出了菅芒。为什么番薯的心还红着，父亲的发竟白了。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首次带我到都市来，我们行经一片被拆除公寓的工地，工地堆满了砖块和沙石;父亲在堆置的砖块缝中，一眼就辨认出几片番薯叶子，我们循着叶子的jīng络，终于找到一株几乎被完全掩埋的根，父亲说：“你看看这番薯，根上只要有土，它就可以长出来。”然后他没有再说什么，执起我的手，走路去饭店参加堂哥隆重的婚礼。
如今我细想起来，那一株被埋在建筑工地的番薯，是有着逃难的身世，由于它的脚在泥土上，苦难也无法掩埋它，比起这些种在花盆中的番薯，它有着另外的命运和不同的幸福。就像我们远离了百年的战乱，住在看起来隐密而安全的大楼里，却有了失去泥土的悲哀——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
星空夜静，我站在阳台上仔细端凝盆中的红心番薯，发现它吸收了夜的露水，在细瘦的叶片上，片片冒出了水珠，每一片叶都沉默小心地呼吸着。那时，我几乎听到了一个有泥土的大时代，上一代人的狂歌与低吟都埋在那小小的花盆，只有静夜的敏感才能听见。
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身侧，看萤火虫一一飞入芒花。
飞入芒花 母亲蹲在厨房的大灶旁边，手里拿着柴刀，用力劈砍香蕉树多汁的草jīng，然后把剁碎的小jīng丢到灶中大锅，与馊水同熬，准备去喂猪。
我从大厅迈过后院，跑进厨房时正看到母亲额上的汗水反she着门口she进的微光，非常明亮。
“妈，给我两角。”我靠在厨房的木板门上说。
“走!走!走!没看到现在没闲吗?”母亲头也没抬，继续做她的活儿。
“我只要两角银。”我细声但坚定地说。
“要做什么?”母亲被我这异乎寻常的口气触动，终于看了我一眼。
“我要去买金啖。”金啖是三十年前乡下孩子唯一能吃到的糖，浑圆的，坚硬的糖球上面黏了一些糖粒。一角钱两粒。
“没有钱给你买金啖。”母亲用力地把柴刀剁下去。
“别人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怨愤地说。
“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别人做皇帝你怎么不去做皇帝!”母亲显然动了肝火，用力地剁香蕉块。柴刀砍在砧板上咚咚作响。
“做妈妈是怎么做的?连两角钱买金啖都没有?”
母亲不再作声，继续默默工作。
我那一天是吃了秤锤铁了心，冲口而出：“不管，我一定要!”说着就用力地踢厨房的门板。
母亲用尽力气，柴刀咔的一声站立在砧板上，顺手抄起一根生火的竹管，气急败坏地一言不发，劈头劈脑就打了下来。
我一转身，飞也似地蹦了出去，平常，我们一旦忤逆了母亲，只要一溜烟跑掉，她就不再追究，所以只要母亲一火，我们总是一口气跑出去。
那一天，母亲大概是气极了，并没有转头继续工作，反而快速的追了出来。我正奇怪的时候，发现母亲的速度异乎寻常的快，几乎像一阵风一样，我心里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想到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这一次大概是真正生气了，万一被抓到一定会被狠狠打一顿。母亲很少打我们，但只要她动了手，必然会把我们打到讨饶为止。
边跑边想，我立即选择了那条火车路的小径，那是家附近比较复杂而难走的小路，整条都是枕木，铁轨还通过旗尾溪，悬空架在上面，我们天天都在这里玩耍，路径熟悉，通常母亲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这条路跑，母亲往往不会追来，而她也很少把气生到晚上，只要晚一点回家，让她担心一下，她气就消了，顶多也只是数落一顿。
那一天真是反常，母亲提着竹管，快步地跨过铁轨的枕木追过来，好像不追到我不肯罢休。我心里虽然害怕，却还是有恃无恐，因为我的身高已经长得快与母亲平行了，她即使用尽全力也追不上我，何况是在火车路上。
我边跑还边回头望母亲，母亲脸上的表情是冷漠而坚决的。我们一直维持着二十几公尺的距离。
“唉唷!”我跑过铁桥时，突然听到母亲惨叫一声，一回头，正好看到母亲扑跌在铁轨上面，噗的一声，显然跌得不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定很痛!因为铁轨上铺的都是不规则的碎石子，我们这些小骨头跌倒都痛得半死，何况是妈妈?
我停下来，转身看母亲，她一时爬不起来，用力搓着膝盖，我看到鲜血从她的膝上汩汩流出，鲜红色的，非常鲜明。母亲咬着牙看我。
我不假思索地跑回去，跑到母亲身边，用力扶她站起，看到她腿上的伤势实在不轻，我跪下去说：“妈，您打我吧!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