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说与哲学之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jīng神生活看重的程度，jīng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大致有三种情况：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本身成为生活方式;重视生活意义和jīng神生活的人，哲学是jīng神生活的形式之一;不关注jīng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哲学。
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哲学在生活中不能派上实际用场，不等于它和生活没有关系。哲学与生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哲学本身就是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此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哲学的生活是灵魂在世间生活的方式，这是哲学思考的最终意义之所在。
在古希腊，当哲学发源之初，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从词源看，“哲学”(philosophia)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爱智慧”。据说这个词是毕达哥拉斯所创。“爱智慧”显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其特征是爱智慧胜过爱其他一切。19世纪70年代，日本西周把这个词译为“哲学”。1896年前后，huáng遵宪、康有为等把此译名介绍到中国。“哲”的意思是贤明、智慧(《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诗·大雅》：“其维哲人，告之话言。”“下武维周，世有哲王。”《小雅》：“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礼·檀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应该说比较贴切，但丢掉了“爱智慧”的“爱”这一层意思。
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学术，更不是职业，而就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和状态。用尼采的话说，包括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在内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一些“帝王气派的jīng神隐士”，他们过着远离世俗的隐居生活，不收学生，也不过问政治。苏格拉底虽然招收学生，但他的传授方式仅是街谈巷议，没有学校的组织形式，他的学生各有自己的职业，例如军人、手工业者等，并不是要向他学习一门借以谋职的专业知识，师生间的探究哲理本身就是目的所在，就构成了一种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建立学校，但不收费，教学的方式也仍是散步和谈话。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被称作“智者”(sophist,又译“智术之师”)的人，他们四处游走，靠教授智术亦即辩论术为生，收取学费，却也因此遭到了苏格拉底们的鄙视。正是为了同他们相区别，有洁癖的哲学家宁愿自称为“爱智者”(philosophist)而非“智者”。
许多哲学家都qiáng调，做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以哲学为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从事理论研究。柏拉图说：“具备真正的哲学灵魂”的人，在他从事的无论何种职业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持哲学”，痛恨相反的“生活方式”。(《第七封书简》)爱比克泰德说：你想当哲学家吗?那么，“你必须舍弃一些爱好，同熟人疏远，受到你的奴仆的鄙视，受到你所遇到的人的嘲笑。你将事事都不如别人顺利——在任职方面，在荣誉方面，在法庭面前。”你必须牺牲这一切，以换得平静、自由和安宁。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你要么培养自己的理性，要么服从别人的理性;要么专心于内心世界，要么专心于外部——也就是说，你要么做哲学家，要么做群氓。”(《手册》4—8)康德说：哲学家的含义比学者的含义更深。他必须以自己为例显示哲学对他的正确影响。(《实践理性批判》1—2—1)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爱智慧，才是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呢?把哲学家们的有关论述加以归纳，我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
第一，关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这是指哲学家总是关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意糊里糊涂地活着，要活得明白。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大抵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是没有着落似的。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所以，要过哲学的生活，前提之一就是先得有这样一种气质，已经对世界感到惊奇，对人生感到疑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哲学开始于惊疑，这一点对于个人同样是适用的。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气质，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少受很多痛苦。
第二，除了理性的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哲学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手段是理性，因此坚持独立思考是哲学的生活的必有特征。对于一切既有的理论、观念、意见，哲学家都要追问其根据，经过自己的思考而决定取舍。任何形式的盲从，包括盲从既有理论、政党立场、公众舆论、流行观念等等，都是哲学的生活之反面。
第三，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比亚里士多德说得更清楚的了。他在他的好几种著作(《形而上学》卷一，《政治学》卷七，《伦理学》卷六、卷十)中都谈到：非实用性是由哲学的爱智慧的本性决定的，明智是善于从整体上权衡事物的利弊，智慧则涉及对本性上最高的事物的认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实用性;非实用性是哲学优于其他一切学术之所在，“思想要是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只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方才是更高级的思想活动”，这一特征使哲学成为“唯一的自由学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幸福生活的实质在于自足，与别种活动例如社会性的活动相比，哲学的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它的非实用性恰好保证了这种沉思的生活的自得其乐，因而是完美的幸福。古希腊哲学家都具有以思想为至乐的特点，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杀一百头牛庆祝，那心态何等天真，何等可爱。
第四，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哲学家对于社会现实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不关心，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它的祭司必须远离俗世，潜心真理。另一种是有所关心，但他是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来看时代，从坚守人类最基本的jīng神价值的角度来关心政治的。席勒说：在jīng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罗素引伯奈特对毕达哥拉斯伦理观的描述：“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最低一等是做买卖的，其次是来竞赛的，最高一等是来观看的，哲学家相当于这最后一种人。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有些想不开。他在《理想国》第6卷中谈到：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只有极少数，他们如同落入野shòu群中一样，只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因此，哲学需要“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由此提出了哲学家王的理想，试图通过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来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乌托邦。他孜孜以求哲学的大用，一心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恰好也bào露了他对实际事物的无知。他本该明白，哲学之没有实用价值，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如此。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正确地指出：不能指望君主变成哲学家，也不能指望哲学家当上君主，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家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