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jīng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jīng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第17章 中国人缺少什么(3)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jīng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jīng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jīng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jīng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jīng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jīng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jīng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
四、中西比较：对jīng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jīng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qiáng，以及为实现富qiáng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jīng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gān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jīng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jīng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jīng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jīng神文明的核心是对jīng神价值的尊敬，承认jīng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jīng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jīng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jīng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jīng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jīng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jīng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jīng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的差别了。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jīng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jīng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jīng神性，或者说jīng神性相当弱。所谓jīng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jīng神性之qiáng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jīng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