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文坛三户》，《鲁迅全集》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340—342页。
〔46〕《病后杂谈(三)》，《鲁迅全集》6卷《且介亭杂文》，170页。
〔47〕〔49〕《隐士》，《鲁迅全集》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224页。
〔48〕《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7卷《集外集拾遗》，383页。
〔50〕《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卷《坟》，57页。
本讲阅读篇目
《关于知识阶级》(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
《老调子已经唱完》(收《集外集拾遗》)
《娜拉走后怎样》(收《坟》)
《未有天才之前》(收《坟》)
《革命时代的文学》(收《而已集》)
《读书杂谈》(收《而已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而已集》)
《无声的中国》(收《三闲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收《二心集》)
《上海文艺之一瞥》(收《二心集》)
《智识即罪恶》(收《热风》)
《智识过剩》(收《准风月谈》)
《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收《集外集拾遗》)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再谈香港》(收《而已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收《三闲集》)
《“友邦惊诧”论》(收《二心集》)
《“题未定”草(二)》(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扑空》(收《准风月谈》)
《流氓的变迁》(收《三闲集》)
《知难行难》(收《二心集》)
《帮闲法发隐》(收《准风月谈》)
《从帮忙到扯淡》(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收《集外集拾遗》)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收《二心集》)
《爬和撞》(收《准风月谈》)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收《伪自由书》)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收《二心集》)
《“京派”与“海派”》(收《花边文学》)
《“京派”和“海派”》(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文人无文》(收《伪自由书》)
《“商定”文豪》(收《准风月谈》)
《各种捐班》(收《准风月谈》)
《文坛三户》(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病后杂谈(三)》(收《且介亭杂文》)
《隐士》(收《且介亭杂文二集》)第十四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第十四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
——读《伪自由书》、《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里的杂文[KH3*9/9〗关于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活，他的儿子海婴有这样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1〕
许广平也有类似的回忆：鲁迅于看书读报中有所感，又经反复酝酿，就在客人散尽之后，深夜提笔成文，遇有重要的长文，往往通宵达旦。她还提供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看报看得很快，“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但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要许广平向旧报翻，如翻不到，必能提示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足见早已留心。〔2〕
鲁迅自己也说，他是因报刊所载“时事的刺戟”，有了“个人的感触”，才写成短评，〔3〕发表在报刊上，以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算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4〕而每年年终，鲁迅也必定用剪刀、浆糊，将报刊上自己的，以及相关的文章，一起剪贴成书，“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免“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5〕鲁迅因此颇为自得地说自己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6〕而且，“‘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7〕
从亲人的回忆与鲁迅的自述里，都可以看出，报刊对于最后十年的鲁迅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正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他通过报刊最迅速地接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并迅速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用杂文的形式做出自己的反应，借助于传媒的影响而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我们在前一讲里，曾经说到，鲁迅在最后十年，特别关注于以上海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那么，他是怎样通过报刊的媒介，做出他的观察、审视、反应，并且演化为他的文体——杂文的呢?在他的这些杂文里，呈现了怎样一种“社会相”与“人的灵魂”，描绘出怎样的“时代眉目”?这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一
我们还是先来读他的杂文。
《准风月谈》里有一组杂文，都是由报纸上的某条社会新闻而引发联想，并概括出上海滩上的人的某种生存状态。
《推》：
这是“两三月前”的一条社会新闻：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这在中国都市街头是极常见的，类似的新闻至今也还时有所闻。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但鲁迅却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8〕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