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鲁迅及同类真的知识阶级还必须面对一个他所说的“最可怕的情形”：“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可能是更带根本性的，即所谓思想启蒙的有限性，这正是鲁迅从“三·一八”惨案到“七·一五”惨案，一再反省的：他在huáng埔军校的演讲中就谈到自己目睹“三·一八”惨案中军警“开枪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pào就把孙传芳轰走了”〔14〕。在经历了国民党的大清洗以后，他更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说话的“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他说自己终于“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15〕鲁迅在这次演讲中，再次qiáng调这一点，正是表明了他正在寻求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即二者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其实也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在第八讲中，曾经谈到鲁迅所呼唤的“jīng神界战士”，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仅追求思想的自由，更qiáng调主体的动作、实践的意义，这就注定了要不断地寻求实际社会运动的支持与合作。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努力：从20世纪初寄希望于辛亥革命，到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支持孙中山发动的北伐战争，到193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左翼文艺运动上的合作，鲁迅始终与反抗社会黑暗的实际运动保持联系，同时，又坚持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而几乎每一次都以希望开始，失望(以至绝望)告终，〔16〕然后又一切“从新做过”。〔17〕这样的虽九死而不悔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对鲁迅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动，而不仅是空谈而已。
这也正是鲁迅和住在“象牙之塔”里的学者的不同之处。鲁迅当然明白，这是“比较安全一点”的“一条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鲁迅说，早就有人劝他“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但鲁迅却不听劝告，理由也很简单：“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彻底”;鲁迅早已一语道破：中国最安全的地方是“监狱”，“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18〕真的知识阶级所追求的正是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做任何让步的。这也是他们的自我选择的价值取向，也是不可动摇与改变的。而为这样的自主选择，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做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心甘情愿，在所不惜的。
但这必须是出自自我生命需求的自觉的选择，是绝不能qiáng加于他人的：对于真的知识阶级这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因此，鲁迅接着声明：“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自己活着(而且是活得有滋有味)却做出激烈的姿态，诱劝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去死，那是“冒充的知识阶级”;鲁迅说得好：“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这又是一个区分真、假知识阶级的标准。鲁迅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尽管自己选择了时刻准备牺牲的道路，却是更重视生命的;他说得非常诚恳：“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
在演说的结尾，鲁迅谈到了“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教授、学者，指的就是曾与鲁迅展开了激烈论战的“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他们在论战中一面自称“特殊知识阶级”，一面又将鲁迅这样的不同意见的文人学者宣判为“学匪”，扬言要借助于权力的gān预将其“投畀豺虎”，这已与知识、知识分子无关，鲁迅因此说“不在我所论之内”，而且怒斥其“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藐视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一句：“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这自然可以视为谦辞，但不追求严密的逻辑性，有一点意思，即兴发挥，随意拉扯、发散开来，原也是演讲稿这种文体的特色。
二
如前文所说，1927年底所做的《关于知识阶级》等演讲，既是鲁迅前20年(特别是“五四”以来的近十年)的总结，又开启了最后十年的新的生命历程。正是在《关于知识阶级》里，鲁迅宣布，他这样的知识阶级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最后十年里，鲁迅所面对的是怎样的“现状”，他的批判锋芒指向哪里?
我们或许可以从1935年鲁迅写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说起。鲁迅谈到“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够“切帖”地抓住批判对象的本质特征，“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神情毕肖”，“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鲁迅说，这样的可以永存的“诨名”，有“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鲁迅接着又说了一句：“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19〕——这是颇耐寻味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鲁迅在“五四”时期和《新青年》的战友们主要着力于对“古之‘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到了1930年代，鲁迅更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呢?
而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以上海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这样的现代化新cháo成了众多的文学者的描写对象，构成了人们经常说的“文学的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烛照被人们认为具有“普泛性”的现代化新cháo，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如果说，鲁迅早在20世纪初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就有过对西方工业文明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批判性审视;〔20〕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尽管经过许多变形，但已成为鲁迅自己生存的具体环境，他的感受与批判自然是更为深切的。而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批判又是通过对在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典型的观察、描写来实现的;而且如前文所说，他总是以一个“切帖”的“诨名”来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