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一大段，是本文的主体，通过三次思想的跳跃，提出了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历史的三个重要的概括与判断，是充分显示了鲁迅思想与文章的批判锋芒的。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一问，把文笔转向了现实，也即本文的第三个层面。
鲁迅先以退为进：“我也不了然”;然后指明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不满”于现状，但无论是知识分子(国学家、文学家、道学家)，还是普通百姓，所走的路却或是“复古”，或是“避难”，其实质都是在“神往”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言外之意是清楚的：“现在”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且人们丝毫没有彻底“走出奴隶时代”的要求与愿望。——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这样的国民，鲁迅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与悲凉。
于是，又反弹出挣扎的呼喊：两个反诘句，向每一个读者，也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百姓，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不满于现在，难道就只能像古人与复古家那样，神往于过去吗?
这一反问，就bī出了新的回答，另一种选择：人们不满于现在，无须返顾过去，还可以向前看：“前面还有道路在。”
行文至此，文章退进出入，曲折有致，蓄势已满，终于喷发出震天一吼——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一声呐喊，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救救孩子”，把一种全新的思维、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中国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不再是在“做稳了奴隶”与“想作奴隶而不得”的历史循环中做被动、无奈的选择，而是自己创造出一个“彻底走出奴隶状态”的全新“第三样时代”;不再仰赖什么救世主，而是依靠全新的一代：“现在的青年”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是召唤，是展望，也是激励，整篇文章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二
现在我们来读《灯下漫笔》之二。
如果说前一篇是灯下的漫想，这一篇则是灯下读书有感，很类似前一讲《马上支日记》，连话题也有相关：关于如何看待外国人的中国评论。
这一节开头第一句就很特别，大有先声夺人的气势：“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中国人从来是爱喜鹊而憎乌鸦(前一讲已有分析)，更渴望所谓“外国朋友”说好话(民族自大背后隐藏着的是民族的自卑心理)，像鲁迅这样感谢“憎恶中国”者，就有些特别;而说“吃中国人的肉”，在习惯于说持中之言的中国人看来，就有些“言重”，太“激烈”了。
但鲁迅是有据而发的：就是正在读的这本《北京的魅力》，大谈历史上的外国“征服者”如何最终被中国的“生活美”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支那生活的魅力”——如下文所说，“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主义者”因此而“欣然喜色，以为他们将要被中国同化了”;而鲁迅看到的却是真正的民族危机：不过是“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献于西方殖民者;“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中国人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哪怕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都要自欺欺人。鲁迅前面所说的“感谢”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危机感：“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我们不难体会这背后的隐忧：在这个弱肉qiáng食的世界里，这样的“真有良心”者又有多少呢?
鲁迅更为关注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于是，又围绕上文提出的“盛宴”展开深入的讨论。
首先，这样的“盛宴”是怎样形成的。鲁迅说，这是“我们自己早已布置妥帖”的，也就是我们自身制造的。这就进入了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考察。鲁迅引用《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段记载，指出中国社会有一个“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等级结构，“一级一级的制驭着”。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人都被安置在某一等级上，一面“自己被凌nüè”，受着上一等级的压迫;一面“也可以凌nüè别人”，压迫下一等级的人。如鲁迅所说，即使是处于最底层者，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子也有他日长大，“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的希望，这就是互为“连环”，“各得其所”，既“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天下永远“太平”(如前文所说，只在“想做奴隶而不得”与“做稳了奴隶”之间循环——在这个等级社会结构里，每一个人既是奴隶，又是奴隶主)。“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自是要遭到全社会的谴责以至迫害：这个等级结构是高度统一与封闭的，绝不给异端(不同意见者、批评者)以任何存在空间。
鲁迅接着提醒人们注意：这并非“辽远”的“古事”，或者说，这样的传统已经完整地保留下来，也就是“中国固有的jīng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因此，中国社会的“太平景象还在”：依然无“叫唤”无“横议”，一切各得其所;而“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等级的遗风么?”——尽管鲁迅用的是调侃的语气，但内在的沉重却是掩盖不住的：在写在两个月前的一篇文章里，鲁迅即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5〕——依然没有走出等级制的奴隶时代。
于是，就有了对中国现实的这样的描述：“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与众多的中国与外国的文人一味赞美中国的、北京的“饮食文化”的jīng美(即鲁迅所读的这本日本人写的《北京的魅力》标题所示)不同，鲁迅尖锐地揭示了其背后的、被忽略了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即所谓“茅檐下”的粗茶“淡饭”)，以及被掩盖着的“残羹”、“饿莩”，被饥饿所迫的身体的廉价出售……这样的血淋淋的事实!
鲁迅由此而引出对中国的“文明”本质的一个概括——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