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gān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bī迫秘书长刘晓jiāo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jiāo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jiāo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huáng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huáng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jiāo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jiāo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