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常常来到我和女秘书住的窑dòng。我们三个人简单吃点儿午餐，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离开过中国，便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还问起我是否爱过，为什么爱，爱对我意味着什么。”
吴丽丽在毛和史沫特莱的海阔天空的漫谈中当然还是担任翻译。诗人济慈和雪莱创作的làng漫爱情是怎样一种现象?毛问史沫特莱。这超出了他的阅读范围。她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它像什么?史沫特莱很快就明白了毛并非是问自己，而是向吴丽丽表达他的思想。他开始向吴丽丽jiāo换并非带有革命特点的诗，而吴则有意识地并颇为成功地让毛用他那奇妙而艺术化的书法来书写她自己写的诗。毛中午到史沫特莱的窑dòng来，没有躲过毛的夫人贺子珍的眼睛。贺子珍不仅陪伴丈夫走完长征，路上还为他生过孩子。她想独占丈夫，并且成为最为猛烈批评方形舞的人。史沫特莱已经陷入延安妇女的围困之中了，而她可能还不知道。现在，事实上是她促成了贺子珍的丈夫与吴丽丽之间的爱情事件。
7月，海伦抵达延安两个月后，一个晚上，灾难终于发生了。据史沫特莱说，在她上chuáng睡觉后，听到隔壁吴丽丽的窑dòng门前响起熟悉的毛的脚步声，紧接着，像猫叫一样的尖叫划破夜空。史沫特莱冲进隔壁窑dòng，看到毛坐在吴的chuáng边挡住他的妻子的拳头，原来她一直跟在丈夫后面，跟踪他的幽会。贺子珍站在一旁，朝着毛大喊大叫，毛默默承受了一阵子责骂，然后给了她一个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角落的吴丽丽，一只手揪住她的头发，用指甲掐她的脸。史沫特莱制止了她。史沫特莱是另一个惹起贺子珍愤怒的人，贺又向她发火，指责她把她的帝国主义方式带到这个反叛者根据地，改变了当地的道德准则。史沫特莱予以反驳。她给了贺子珍一耳光，反驳说贺才是反革命。她说贺子珍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这时，毛训斥了贺子珍。他说史沫特莱说得对。他到吴丽丽的窑dòng来看看没有什么不对。她是因为疑心、嫉妒的举动而犯下反革命行动的罪行。他命令她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贺子珍不情愿，毛就命令他的卫兵把她带回去。两个卫兵便把她从吴丽丽的窑dòng架回毛的房子，一路上都有人好奇地偷偷观看，不少人醒来从他们的房子里观看这一奇怪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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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婚姻不可挽回地毁坏了。贺子珍离开了延安，随后到莫斯科接受“再教育”。吴丽丽的生活也毁了。她烧掉毛的诗，然后很快也离开了延安。据说，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史沫特莱也发现，在这一插曲发生之后，她本人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史沫特莱决定离开延安，不过，她在8月中旬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
与此同时，要离开延安的海伦遇到了麻烦。对海伦来说，延安不是一个奇妙的王国，她计划在那里停留一个月，完成她的采访，然后就返回北平。可是事与愿违，她发现她被困住了，难以脱身。她曾想象她能够搭乘红军返回西安的卡车，但没有这样的机会。一天，一辆载着美国记者的车来到延安，她心想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车上坐着拉铁摩尔、菲力浦和阿格尼斯·贾菲夫妇(Philip Jaffe, Agnes Jaffe) 、毕恩来(T.A.Bisson)，开车的埃菲·希尔(Effie Hill)这位瑞典机械师，是伟大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沙漠探险时的司机。他们假装要到西安附近的一座名山游览，偷偷越过蒋介石在城周围的封锁线来到这里。海伦请他们同意她坐他们的车一同返回，但他们害怕这样做，因为海伦如今已上了西安的黑名单。他们不敢冒这个险，让人看到她和他们一同从假装的郊游返回。“根本不讲友情。”海伦写道。
随后雨季来临。“两个城市间的道路、桥梁被几个星期的大雨冲垮了，一直到秋天都如此。”海伦后来写道，“我只能滞留延安直到9月。”延安的氛围颇有些不适合海伦的性情。她愿意穿和别人一样的军装，但却不能不让她画上口红。在延安的主要接待方式，集体唱歌、开会、高谈阔论，还有得感谢史沫特莱之力而推行的跳舞(分组跳)，这些都是海伦讨厌的东西。她讨厌抛头露面，这与对所有到延安的来访者的期望恰恰相反。她拒绝参与，结果她发现她少为人知。在海伦之外延安另外还有三个外国人，马海德医生除外，其他这几位的运气都颇为不佳。海伦与史沫特莱之后好歹相安无事。她回忆说:“除了她大发脾气的时候，史沫特莱还是有一种特别的迷人之处，聪明而幽默，我常常上山到她在延安的窑dòng，只是为了高兴地听她说蒋介石如何是个‘封建杂种’”。另外两个外国人是马海德医生和德国顾问李德。像海伦一样，他们也不怎么喜欢史沫特莱。李德当时除了给他看病的马海德医生，跟谁都不讲话，因为他感到谈话实在太危险。马海德给海伦带来快乐。他散步来看她时，在她的窗下大声唱歌:“起来，饥寒jiāo迫的奴隶!”但他拒绝给史沫特莱医治摔伤，最后是在海伦哭着恳求后才同意帮忙。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和史沫特莱讲话。这是伊罗生早就注意到的同样的老问题。马海德和李德都说史沫特莱“编造”过他们的假话。
最终是毛本人命令史沫特莱离开延安，毫无商量余地。“史沫特莱并不特别勇敢。”海伦现在还记得这一天。史沫特莱当时的情况相当危险，偏执病又发作，即便还不能说是发疯，但她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来想办法搭救自己。海伦认定，史沫特莱假冒她的名义给斯诺发过电报，后来海伦在北平斯诺的书桌上看到过这封电报。电报中要他赶到延安来，其目的海伦认为就是来搭救史沫特莱。尽管海伦早已告诉过丈夫她的困境，但海伦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自己发过这样一封电报。海伦给斯诺写过一些信，信任史沫特莱便请她代为邮寄，可是斯诺却从未收到过。海伦甚至怀疑史沫特莱扣下了往来信函，包括斯诺从北平寄来的现金。“至于这一次，联络已不可能，尽管我丈夫并不知情。”海伦写道，“我后来怀疑史沫特莱是否扣下了这笔钱。有时我的邮件通过她寄。”
史沫特莱和海伦最终在9月7日一起离开延安。雨季结束了。海伦后来记述道:“9月7日天亮了，我病得很厉害，艰难地起了chuáng。”无论如何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不然下一次恐怕又要等好多星期。这次行程有二百五十英里，需要十二天，一路上骑马和骑骡子，令人疲惫不堪。这两个女人由一位武装卫兵陪同，另外大约有三十名红军士兵和三位夫人，包括朱德的夫人，他们都是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战争。这次旅行中，有一段路史沫特莱是躺在担架上由五位脚夫抬着行军，在这些脚夫之外，她还有一个私人警卫员和一位传令兵。另据海伦说，史沫特莱看上了分派给海伦的警卫员，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英雄，叫孙华(音译)。海伦回忆:“史沫特莱小姐一看到我的健壮、魁梧的新警卫员，眼睛就亮了，然后又看了一眼。我非常清楚她的心思。整个旅行中她都垂涎于她的同伴的警卫员。但是，我一直信奉的基督教女童子军教规有其规范，所以整个夏天我都想与这位脾气大、复杂的人友好相处。她这样的人一分钟前还挺迷人，可是转瞬之间就变得不可思议了。我的行李包和我的一百元钱她可以拿走，但还想拿走我的警卫员吗?直到最后抵达西安她也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