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的这一描述，可以由1937年李天织所写《西安一月》一文印证:
至24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仍则守秘，并由杨令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于25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25日许，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兵士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委员长乃登机凌空脱险。
从语气看，《西安一月》显然站在南京政府立场对事件过程予以叙述。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机场现场的描写有所不同，多了蒋介石因恐慌而重申已答应的六项条件的细节:
汽车一进飞机场，他们就看见飞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来是等候欢迎在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留难，不让他走，就着急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一同登上飞机，立即起飞，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跟着起飞，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
申伯纯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属于上层人士，但他当时正在参加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不在现场，因此他所写的这一细节，可能是杨虎城自己的讲述。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qiáng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
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1936年第33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6)
10
蒋介石突然被悄悄释放，让许多人大失所望，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
当史沫特莱目睹这一历史场面时，贝特兰还正在前往西安的跋涉途中。
次日晨，我们前往拜会当地的县长，这是一个圆滑的官僚式人物，我一见他的面就不喜欢他。
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西安，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委员长和少帅。
“可是等你们到那里时谁也找不到了。你们昨晚没有听到电台广播吗?昨天张学良和蒋介石将军一起飞到洛阳去了。今天委员长将回到南京。”
如果情况属实，西安事变是莫名其妙地、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可是究竟是这样的吗?
当然，说收场还为时过早。因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三个月时间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格局，张学良、杨虎城今后的命运注定被改变。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名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虽然失望，贝特兰后来还是对张学良表示了特别的敬意:
少帅被与世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了一个对谁也没有妨碍的政治犯，以写写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学术性文章来打发日子。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象征性人物——中国被遗忘的人。但是，他对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与革命延绵不断的中国实现统一和独立这个盖过一切的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习惯于指点江山的风格。她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他们的眼前展开，又在他们的眼前合拢。
1937-1943年第34节 雾重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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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这里已经在发生变化，这里肯定还要发生变化，在1937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显然，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看。
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1937年1月18日，在纽约出版的《生活》周刊，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是位传教士的女儿，她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所熟悉的中国生活成了她的小说背景。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家喻户晓。
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当然还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人物。一个星期后，1月25日，还是在《生活》周刊上，一批十年来几乎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显得十分神秘的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读者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他们便是斯诺几个月前冒险直接采访到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们和他们的士兵。
《生活》这一期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专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首次亮相”。
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一张头戴八角帽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后来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发行，印数恐怕达到上亿张。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周刊的编辑在旁边的说明中只是这样简略地写道：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
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周刊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发表斯诺拍的这些照片时，《生活》周刊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文中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