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第15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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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发生“四一二”事件时，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太平洋上航行，她乘坐的宽敞豪华的美国邮船从旧金山开往上海。
这位自称为“专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后来许多年里，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1925年，她曾从苏联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四处访问，与不少中国的革命者有过密切往来。这次她完成了在美国的演讲活动，正在重返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中国。
她回忆说，在她离开旧金山时，美国报纸上已在头版上刊登了惊人的消息:宁汉分裂，英国陆续派出增援部队，美国巡洋舰驶离西海岸，开赴可能决定世界和平或全球大战的地点。可是，让她纳闷的是，在船上航行的这些天里，邮船上印刷的日报，却毫无来自中国的消息，甚至连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的消息都没有，只有什么洛杉矶离婚案、芝加哥谋杀案之类的花边新闻。
等船快要抵达日本的大阪时，一个旅客问船长为什么没有东方的消息，船长笑笑，如此回答:“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我们不发。船员都是华人。我们一发表中国消息，这些穷小子就会被政治所激动，连活都不gān了，光站成一圈谈论革命。我们删去来自日本的电讯也出于同样原因，为的是给人们造成我们与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的印象。我们船上主要是这些爱激动的广东人，要是他们一旦为宁汉之事动起手来……好了，晚安。”
当回忆到这一情形时，斯特朗不免感慨地说:“船长就是用这种轻松而冷漠的美国效率对待中国船员和他们国家发生的革命，以保证他的邮船的行驶速度和那些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乘客的舒适。”
抵达上海后，斯特朗即刻开始了她的频繁采访。
她参加了一次妇女会议。她写道:
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bào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引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斯特朗走在上海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大规模镇压的迹象。报纸上刊登消息，在英国人的默许下，中国军队在从汉口开来的英国轮船上逮捕了“共产党嫌疑犯”。被捕者中有武昌文华大学的校长韦卓民。他本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曾和大学里的共产党有过矛盾，但此时也连同与他同船的五六个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逮捕。在有影响的朋友营救下，韦卓民被释放，而其他人则由民事法庭转到军事法庭，随后便失踪了。
斯特朗来到浦东，从基督教青年会的gān事那里，打听浦东工会的情况。这位gān事告诉她，现在已经没有工会活动，因为政府正在逮捕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他说，五年前浦东开始筹建的工会，已被迫转入地下。国民革命军一来，工会“全都很快地冒了出来”。他们掌握了公立学校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学校，夺走了警察和北洋军的武器。
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描写“1927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的著作中，斯特朗记录了这位基督教青年会gān事所讲述的浦东工会在“四一二”前后的故事:
在上海，学生和工人一起攻占警察局，但在浦东只是工人，完全没有外面的学生。他们有十或二十支左轮枪，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但他们从受惊的士兵手里夺取了约二百支步枪。工人把地方政府设在医院并宣布他们有权管辖浦东。上海委任了警察局长，但这里的工人拒绝承认他，说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长。工会是很qiáng大的力量，对蒋介石政府不太友好。所以，政府把他们缴械了，并就地杀了十到十五个人。工人们掌权时也枪毙过七八个人，全是他们痛恨的工头。
走在弥漫着恐怖血腥味的上海街头的斯特朗，似乎显得单纯幼稚，她居然想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中，找到一些工人领袖，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一位经历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国记者显然比她明智得多。他劝斯特朗:“既然蒋介石还没有找到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对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斯特朗来说，上海已不再适合她，也不利于她的职业。有人告诉她，要找工人领袖，就应该到汉口去。“幸存的人大都逃到汉口或者作为代表到那儿去了。”在美国时斯特朗就计划前往武汉，因为那里有她早年相识的老朋友鲍罗廷，他还仍然被视为大革命的神秘的中心人物。于是，她动身前往。她与鲍罗廷的特殊关系，注定要为本来已经色彩斑斓的舞台，再抹上生动的一笔。
上海在斯特朗身后消失。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夜，也跌落在历史后面。可是，1927年大革命的故事还在汉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斯特朗，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汇聚到那里，目睹轰轰烈烈却又不免寿命短暂的武汉政府在一片混乱中走向终点，震撼世界的中国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在黯淡夜色中落幕了。
1927年第16节 cháo起cháo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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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专门报道革命的这位美国女记者，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这时，中国的革命正在南方走向高cháo，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还没有因为他在1924年因病去世而中断。
斯特朗从东北到了北京，随即前往中国北部去采访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信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绝鸦片的法令和他的部队严整的军容风纪。斯特朗慕名而来。
斯特朗写道: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她乘坐一列没有暖气的火车，冻得要死地向西北走了两天，到了位于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见到了冯玉祥，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在斯特朗面前，冯玉祥无jīng打采但谦恭有礼地背诵他的纲领:“中国的第一需要是普及教育，直到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其次的需要是修建公路和铁路。”
斯特朗还见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斯特朗问冯玉祥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 这种谦逊，被斯特朗认为是冯玉祥为人的高妙之处。因为在她看来，当时北方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中，冯玉祥是惟一一个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