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在迁徙中迅速站稳脚跟并寻求发展的能力，与客家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先世由河南迁福建上杭，二世祖创兆公参文天祥军事，失败后迁广东梅州，十八传至曾祖始迁台湾彰化，到了丘逢甲又因抗日保台而内渡[5]。如此清晰的迁徙路线，对于当事人来说，有很大的模范与暗示作用。在《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有不少对于家族迁徙史迹的追怀。《还山书感》有曰:“南渡衣冠尊旧族，东山丝竹负中年”，前一句加注:“予族由宋迁闽”。《说cháo》对于家族史的述说更为详细:“中原忽龙战，九族开闽关。吾丘自固始，举族来莆田。”虽然由于当初族谱缺失，此诗以及《谒饶平始迁祖枢密公祠墓作示族人》之追溯“南州迁客宋枢密”可能有误[6]，但热心“寻根”这一举措所蕴涵的心理动机，依然值得史家充分重视。后诗采用大量夹注，叙述本族八百年的迁徙史，其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如下四句：程江风雨韩江月，海云台岛径三迁。
仗剑归来人事改，故居只有青山在。
也就是说，轮到丘逢甲因抗日而内渡，丘氏家族已经是第四次的大迁徙了。在表彰过家族历史上的忠臣与显宦后，丘逢甲做了意味深沉的总结：山城遗俗朴不华，唯耕与读真生涯。
勉哉兄弟各努力，勿愧先邑称名家。将此“示族人”诗作所表达的“耕读”与“忠孝”传家的理念，与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所表彰的“家教”以及丘逢甲的平生行事相对照，可见其确实“渊源有自”。
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cháo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cháo、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更何况历史上台湾多cháo州移民[7]，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早有歌咏：唐山流寓话巢痕，cháo惠漳泉齿最繁。
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生根。时至今日，cháo汕、闽南和台湾的语言及文化习俗，依然十分接近。不难想象，对台湾乡土极有感情的丘逢甲,“归籍海阳”并无太大的心理障碍。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cháo、嘉及闽南视为一体：本学堂设于汕头埠，名曰岭东同文学堂。虽由cháo中同志倡设，然同道之嘉应、惠州，邻境之漳州、汀州各属，自当不分畛域，以广造就。[8]
关于丘逢甲之泯灭cháo嘉界限，以一“归籍海阳”的客家人身份，积极投身cháo汕的教育文化以及一般公益事业，没有比丘琮的描述更jīng彩的了。《岵怀录》中“居cháo教化”一则，专门谈论丘逢甲如何帮助协调cháo属、嘉属商民的矛盾：先父自丁酉以后，六七年间均居cháo属，历讲学海阳、cháo阳、澄海、汕头等地，屡为排难解纷，兴利除弊，cháo人甚为爱戴。cháo属与嘉属商民时有土客之争，先父祖籍虽嘉属，而生长台湾，其土语与cháo州同为福老系统，言语已为隔阂。又奉旨归籍海阳，每为地方尽力。故土客有争，辄得先父一言为解。壬子cháo州土客械斗，时，先父已殁，cháo父老犹思念，曰：使丘公在，必不至此也。[9]最后的虚拟语句，在我看来，略嫌夸张。cháo汕地区的土客矛盾由来已久，且牵涉许多实际利益，非某公道德文章所能轻易感化。我甚至怀疑丘逢甲之所以在cháo汕办学屡招嫉恨，除了新旧人物的势不两立，还夹杂着cháo、嘉两属绅士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3)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丘氏的由于台湾经验，希望沟通cháo、嘉、惠与漳、汀、泉各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岭东文化”大感兴趣。可惜，其历尽艰辛创建的岭东同文学堂，只是初成规模，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便因学堂资格、经费短缺以及地方士绅的恶意攻讦而黯然去职[10]。
二、辞官办学与民间意识
文人学者对于“乡土”的认同，从来不是被动接收，而是双向互动。选择什么样的史事与风物，取决于接受者的心理需求;而在诠释这些史事与风物时，由于加进了许多此时此地的个人感触，又反过来qiáng化了解说者的文化立场。居cháo期间，丘逢甲在诗文中一再吟颂的，一是韩愈，一是文天祥。不只因历代来cháo士人中，这二位的声名最为显赫。丘氏的选择，其实隐含着一种自我人格塑造。
虽说是“昌黎文山皆吾俦”(《东山酒楼放歌》)，丘逢甲对二者的表彰，各有重点。也可以说，这种区分，对应着诗人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两个侧面。丘氏早年为金山书院酒楼撰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已让前贤留姓氏;
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11]如果不是受眼前景物以及文字音韵的限制，将“马将军”替换成“文丞相”，当更能显示诗人的抱负与情怀。英雄的孤忠与前贤的遗教，二者互相补充且相互发明，构成了丘氏追怀的理想人格。而这两者，落实在cháo州风物中，便是纪念韩、文二君的大量史迹。
丘逢甲之所以“平生心醉文丞相”(《与季平、柳汀饮东山酒楼》)，除了“心悯大忠来吊古”、“零丁洋边与君遇”(《风雨中与季平游东山，谒双忠、大忠祠，兼寻水廉亭、紫云岩诸胜，叠与伯瑶夜话韵》)，很容易引发“壮怀激烈”，切合其“地似西台宜痛哭，客归南峤怆孤忠”(《凌风楼怀古》)的心境外，还有其祖上与文山先生的因缘[12]。关于丘逢甲之刻意追摹文天祥，学界早有论列[13]，这里不赘。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对于cháo州本地人物的选择，丘逢甲的着眼点，显然不在学识与功业，而是忠烈与气节(如《说韩》之歌咏马发、陈璧娘等)，这与其“平生心醉文丞相”，恰好可以互相发明。
诗人对于韩愈的追怀，相对来说更复杂也更有趣。与文丞相形象的一以贯之不同，先贤韩愈之进入丘氏视野，有一变化的过程。几乎是天意，诗人一踏上cháo汕大地，便与唐人韩愈发生联系:“关吏钓鳌疑海客，舟人驱鳄说文公”(《cháo州舟次》)。第二年，在《谒cháo州韩文公祠》中，诗人之突出“孤臣去国”、“逐客呼天”，自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至于对韩愈的表彰，集中在谏迎佛骨和驱除鳄鱼，再就是笼统的“千秋道学重开统，八代文章始起衰”。直到第三年出任韩山书院主讲，深切体会“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yīn覆讲堂”，对韩愈在cháo州的功绩，方才有了全新的理解，表彰的重点，也因而从“驱鳄”转为“讲学”。
就在这首《韩山书院新栽小松》中，还有一联很能表白作者此时的心境:“何须定作三公梦，且养贞心共岁寒。”此时的诗人，似乎已立志放弃仕途，而专心于教书育人。诗人志向的确立与韩愈形象的转化，二者互为因果。第二年，丘氏撰《韩祠歌同夏季平作》，在表彰韩愈“止阅八月教泽长”时，特别感慨其“先立学校登秀良，余事更为游山忙”。此后，诗人以兴办教育为己任，追求“今日树人兼树木，早兴地利起人才”(《去岁往长乐劝学，今闻学堂开学，喜而有作》)。以壮怀激烈的“孤忠”心境，来从事因“平实”而显得波澜不兴的“教化”事业，其实并不容易。除了自家“烈士意识”的成功转化，还必须给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