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太艳绿梅娇，斗韵争妍寄兴遥。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3)
应笑白梅甘冷淡，独吟微月向溪桥。
既然“甘冷淡”，为何不断攀比，耿耿于世俗名声?吟诗自吟诗，但求适性娱情，不管他人说三道四，这才能真正脱出尘俗。可惜寄禅做不到这一点，舍不得浮名虚利。尽管他也曾歌吟:“笑他名利场中客，为甚huáng金不买闲”(《山居，和连笏峰孝廉韵》);单凭他的热衷于比试诗作，人们也有权怀疑他并未摆脱名利之羁绊。
一开始或许真是一味嗜诗，并无其他杂念;可随着“诗名赢得满江湖”(《自题击钵苦吟图三首》)，寄禅的吟风啸月不再是“无目的”“非功利”的了。“苦吟”与“赛诗”已不大可取，更何况后期越来越多的唱酬寄和之作。唱酬的对象，有的是志同道合的诗友，有的则纯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喜留禅客饭，懒问达官名”(《赠高葆吾》)，这只是说说而已。翻翻其诗集，即使只看题目所列各式官阶，也可知其并非“懒问达官名”。此类唱酬诗，于诗于佛均无益，唯一的作用是获取诗名。对此，郑孝胥曾有一首赠诗说得颇为明白，其中前六句是：
头陀蓄髯有时名，jiāo游一世多耆旧。
手持诗卷使我读，汲汲似欲传身后。
向谓我痴子更痴，痴而又贪佛所诟。
这首诗可谓击中要害：痴诗有碍学道，贪名更为佛所诟。寄禅实难辩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说“嗟余学道老无成”之类的套话就敷衍过去了(《次韵答郑苏戡京卿七古二首》)。
三
“贪名”有碍于学道，却无妨甚至有助于寄禅成为“高僧”。是否“高僧”，并非纯粹由佛学界考核评定，这其间，达官贵人、诗人名士的推许与品评起了很大作用。以王闿运、陈三立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加chuī嘘，不难使寄禅诗名满天下;而郭嵩焘、易顺鼎、樊增祥都曾居要津，又都是寄禅多年诗友，即使政界中人对其也不能等闲视之。可以这么说，寄禅在佛学界的声望，与其诗名及其诗友的显赫地位不无关系。
持律谨严或者学理jīng深，固然是有道高僧;即使道法不甚高深，可能于乱世中护法、弘法，不也是很可尊敬的高僧吗?前者重在佛理的领悟，后者重在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活动家”。“痴诗贪名”在前者是不允许的;在后者则无碍。倘无诗名，何以结jiāo当世名流并达到保护佛教事业的目的?主持一方大寺乃至筹组中华佛教总会，都并非道法高深就够了。尤其是在这“刹土变迁，新陈jiāo替，困苦颠连，万方一概”的“法难”之际(《致宝觉居士书》)，要使“佛日重辉，法轮再转”，就必须与当道权势打jiāo道，实在无法清高。空谈佛理不见得奏效，讲jiāo情反而有点用处。寄禅晚年为护法南北奔波，靠的也是他的诗名以及历年唱酬奉赠结下的jiāo情。“可怜慧命垂危急，一息能延赖长官”;“只恐空门无处着，白头和泪上官书”(《次秃禅者〈辞世偈〉韵，以纪一时法门之难》)。话说得很难听，可挺实在。处此危难之际，同时“白头和泪上官书”，别的高僧就不见得有寄禅本事大。这一点寄禅颇为自得。1906年，高旻寺月朗和尚与德恒和尚争座，请寄禅代为调停。寄禅除托扬州府知府及江都县知县“为高旻作大护法”外，还有本事“托现署藩司朱盐道转求周玉帅，为宝刹护法”，这可不是寻常僧人所能办到。难怪寄禅复月朗和尚信中颇有得意之色：
盖朱、陶二观察及朱大令，俱敬安故人。敬安平日以文字虚声，亦谬承当世士夫赏识，为法门请命，或不以丰gān为饶舌也。
平日里吟诗担心堕入“文字障”，关键时刻才知吟诗也可能有助于“学佛”。当然，这么一来，学佛人当初的誓言“自说烟霞堪作侣，此身终不近王侯”(《赠郭意诚先生》)，也就不好再提了。寄禅晚年多与达官贵人jiāo往，甚至赠诗与书信中语气卑下，不乏阿谀之词，想来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据说叶德辉引吴次讽大汕和尚语赠之:“和尚应酬杂遝，何不出家”;寄禅笑颔之，不能答(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能答”可能是自知理亏，也可能是别有深意，还是不要过分刨根问底好。
想当初寄禅出家不久，识字无多，登岳阳楼而得“dòng庭波送一僧来”句，人谓有神助，其后遂立志学诗。四十年后，寄禅于多事之秋奔走护法，幸得有诗名相助，如此看来,“山僧好诗如好禅”也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承认寄禅的“奔走护法”也算高僧的话，那么叶德辉的断语不妨改一下:“工诗未必非高僧”。只是工诗的高僧“忧诗复忧道”，其心理矛盾远比寻常佛子、诗人复杂，既不可盲目崇信，也没必要过分深责。
(所引诗文见《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4月版)
1989年11月12日
(原刊《读书》1990年3期)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jīng神》有感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当年游侠人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jīng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qiáng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jīng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jīng神》，再加上huáng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jīng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