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áng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撰于洪业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开发表则是六十年后(见《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长考据的huáng先生，不在辨伪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解读方式”上下功夫，实在“不得要领”：
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绐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宁有幸乎?书稿流传，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谓申叔反复无恒，卖友卖党，又谓所言可充史料，则何不于书中辞气细玩绎之。
不同意洪业“可充史料”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脱身之计”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qiáng。不过，huáng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jiāo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gān系。故门人huáng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jiāo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huáng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好jiāo佞人”，其“流谤及于身后”，乃咎由自取。
三、“洁身”与“内热”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huáng侃。章、huáng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huáng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昏”与“不昏”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huáng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气节”，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
在1905年撰写的《伦理教科书》中，刘师培也曾特别qiáng调“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认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气节”：凡良知学派立说，咸近于唯心，故阳明之徒，多物我齐观，死生平等，不为外欲所移，亦不为威权所惕，而济民济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气节与自我修养，二者密不可分。故刘君由注重社会公德的“说良知”，转入着眼于个人修养的“论洁身”：
若激其有耻之心(《中庸》言:“知耻近乎勇。”盖知耻则有决断，有决断则知所去舍。)，长其淡泊之志(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洁身矣。然身之当洁，约有三端：一曰不惑于利……二曰不惑于势……三曰不惑于嗜欲。[21]对于意志不太坚qiáng的人来说,“淡泊以明志”，谈何容易!刘君何尝不想“明志”，只是抵御不了“利”、“势”、“嗜欲”的诱惑。1908年chūn，蓄意“投诚”清廷的刘师培，得便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jīng;以学殉时，于道乃绌。[22]思路很清楚，表达也很jīng当，可“说了等于白说”。撰写此文，刘君总不会是为了自我解嘲吧：刚刚上过“弭乱十策”，怎好意思侈谈“舍禄言学”与“寂寞自守”?
对于刘师培的失节，蔡元培曾极力为其开脱，如称“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23]。将过失推给恶妇或庸友，这倒是与刘师培的思路一致。在《与端方书》中，刘师培称其误入“排满”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胁迫：先是蔡元培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继而孙文创立同盟会于东京,“蔡元培、huáng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可在我看来，将自家过失全都推给别人，并非大丈夫的作为。况且,《伦理教科书》在“论洁身”时，有如下妙语，已经堵绝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论之，不能洁身，咎在己而不在物(盖己身先不正，斯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刘君之失节，确实“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见，刘的失误，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6]、“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27]。值得一提的是，刘、尹二文均身心并论，将申叔先生过于qiáng烈的个人欲望，与其多病、早逝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蔡元培将“不为外缘所扰”与“康qiáng其身”挂钩的本意。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4)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比如，个人欲望以及jīng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通儒”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jīng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得道之语”:“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dòng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dàng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