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游侠人_陈平原【完结】(16)

2019-03-10  作者|标签:陈平原

  以“独行孤见”、“勇于怀疑”、“抗议”、“否定”为思维特征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这一场思想文化震dàng中,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一个拆散(破坏旧世界)的时代。时过境迁,章太炎许多当年传诵一时的“妙语”与“怪论”,都可能被人遗忘,但其“特立独行”的气势,至今仍令人神往。

  1992年1月于京西畅chūn园

  (原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1)

  ——也谈刘师培的失节

  激烈的好处与坏处 当年游侠人晚清多奇才,刘师培(1884—1919)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阅《刘申叔先生遗书》,你会惊讶,一个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的学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丰富的著述!单是《遗书》所收,便有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教科书六种,合计七十四种。今人很难不认同黎锦熙的感慨:“以三十六龄而遽谢世,而著述之勤,贡献之富,殆未有如刘君者也。”[1]

  仪征刘氏治经,传至刘师培,已是第四代,《遗书》所收著述,包含若gān先辈的思路乃至成果。但申叔治学兴趣广泛,对新出现的课题反应极为敏捷,再加上讲求旁推与会通,不汲汲于笺释字句,与祖辈治学风格迥异,分辨起来不是很难。故学界对于申叔先生的“著作权”及学术成就,一般没有异议;争论的重点在于,如此天纵之才,为何一再失节?

  短短十六年间,由热心仕进的举子,转为力倡“光复汉族”的反清义士,再充当搜捕革命党人的密探,继而列名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终领衔《国故》月刊对抗新文化运动……如此连续急转弯,刘师培的政治立场及入世方式,在讲求“气节”的中国文人眼中,自是不可饶恕。“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刘光汉一之而再,殆扬雄华歆之流亚欤!”[2]冯氏此语,不只表达了批评者的共同愤怒,而且上挂下联,建构起令人侧目的“失节者”谱系。

  只是刘师培之一再“失节”,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历史现象,其蕴涵的意义,不仅仅是古人早就感慨过的“有才无德”。

  一、“委身学术”的假设

  钱玄同曾将清末民初五十余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并称:“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这一革新运动,在钱氏看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始于1884年而止于1916年,其特点是众多仁人志士崛起于清政不纲、丧权rǔ国的危机时刻: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3]这十二英杰,按发表著述先后为序,分别是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十二人中,年龄最小,治学条件最为优越的,是刘师培;可惜的是,个人品格最为人疵议的,也是刘师培。

  “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的刘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钱玄同将其“最jīng要者”概括为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4]其实,刘师培的文学史及文论,同样成绩斐然。眼界甚高的鲁迅,在论及国人的文学史著时,唯一推崇的,便是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另外,刘君对于无政府主义思cháo以及《共产党宣言》的介绍,既是思想,也是学术,同样不可漠视。以今日学科分类而言,刘师培几乎涉及人文研究领域的各个侧面,且大都有所建树。可就这么一个不世出的大学者,生前身后,备受世人唾骂,怎不令人扼腕?

  这就难怪刘君的好友蔡元培,在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所撰的《刘君申叔事略》中,为其略作辩解,称其失节乃受小人蛊惑,晚年讲学北大如何受学生欢迎,平生著述如此丰富“勤敏可惊”。可所有这些,又都无法抹杀刘氏“气节有亏”这一铁的事实。故文章只能以无可奈何的感叹结尾: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qiáng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5]这大概是许多钦佩刘君学问者的共同心愿。也正因如此,会有若gān虚拟的轶事流传。一不小心,祈使句成了陈述句,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蔡君的“感慨”,转眼间成了刘君的“自述”。

  我这里指的是近年出版的《刘师培评传》(方光华著),其中关于刘师培临终忏悔的jīng彩描述,我以为是出于作者的虚构:1919年11月20日(yīn历九月二十八日),刘师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派人把huáng侃叫来,并吃力地对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并希望huáng侃将他的学术继承下来,把它再传给后代。是日刘师培气绝身死,年仅36岁。[6]方书本来近专著而远小说,绝大部分材料注明出处,唯独我最关注的这一戏剧性场面,没有给出资料来源。

  即便作者真有所本,必定也是不实的传闻。查北京大学教员档案,在刘师培去世前一个多月,huáng侃便已辞去北大的教职,转赴武昌任教去了。得到刘师死讯,huáng侃先是以诗志哀,后又撰《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述及北京重逢以及别离的经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肺疾缠绵,知君不永,欲慰无辞,心焉耿耿。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诗表哀,恩德莫称,临文徘徊。[7]“未及辞别”故“遂成永诀”的huáng侃,不可能分身来京倾听刘师培的临终忏悔,这点毫无疑问。不过,只提供huáng侃不在现场的证据,最多说明方著考证有误;我更想说的是,依刘师培的个性及一贯行事风格,很可能“有怨”,但“无悔”——尤其不会追悔其曾经积极“问政”。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2)

  “论学而不问政”,既非刘师培本人所愿,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传统。四代治经,不等于有意远离政治、拒绝仕宦,只是时运不济而已。才情横溢、心高气傲的刘师培,不会满足于皓首穷经,关于这点,读读《甲辰年自述诗》就能明白。“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既壮怀激烈,又利欲熏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维铮先生说得没错,少年得志且欲望qiáng烈的刘师培,绝缘于革命思cháo,则必定结缘于清朝统治,而绝不会“远离政治”。因为,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固守书斋,意味着远离功名利禄,老死南窗之下。而这绝非刘师培的志趣。另外,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能够敏感于时代cháo流,“不仅趋时,而且超前”,提出种种即便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的激进主张,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这也是一种获得成功的“诀窍”。如今,刘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论学兼论政的文字,“或许他作为纯学者还达不到这样的成就”[9]。因此,对于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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