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冀才散文_冯骥才【完结】(20)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骥才

  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qiángqiáng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断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yīn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

  〓〓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

  〓〓冬日里最令人莫解的还是天空。

  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峥嵘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dòng,无穷地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寥廓,而是因为它大得……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

  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chūn天?

  马年的滋味

  龙年颂龙,猴年夸猴,牛年赞牛,马年呢?友人说,你脱脱俗套说点真实的吧,你属马,也最知马年的滋味。

  我回头一看,倏忽已过了五个马年。咀嚼一下,每个本命年的滋味竟然全不一样。

  我的第一个马年是1942年,我出生。本来母亲先怀一个孩子,不料小产了,不久就怀上我,倘若那孩子--据说也是个男孩子"地位稳固",便不会有我。我的出生乃是一种幸中之幸。第一个马年里我一落地,就是匹幸运之马。

  第二个马年是1954年,我十二岁。这一年天下太平。世界上没有大战争,吾国没有政治运动。我一家人没病没灾没祸没有意外的不幸。今天回忆起那个马年来,每一天都是笑容。我则无忧无虑地踢球、钓鱼、捉蟋蟀、爬房、画画、钻到对门大院内去偷摘苹果。并且第一次感觉到邻桌的女孩有种动人的香味。这个马年我是快乐之马。

  第三个马年是1966年,我二十四岁。这年大地变成大海。黑风白làng,翻天覆地。我的家被红卫兵占领四十天,占领者每人执一木棒或铁棍,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理想与梦想全都淋漓尽致地捣个粉碎。那一年我看到了生活的反面,人的负面,并发现只有漆黑的夜里才是最安全的。我还有三分钟的jīng神错乱。这一马年我是受难之马。

  第8节:马年的滋味

  第四个马年是1978年,我三十六岁。这一年我住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写小说。第一次拿到了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自己的书《义和拳》。但我真正走进文学还是因为投入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洪流。到处参加座谈会,每个会都是激情洋溢,人人发言都有耀眼的火花。那是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作家们都为自己的思想而写作。我"胆大妄为"地写了伤痕文学《铺花的歧路》。这小说原名叫《创伤》,由于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起激烈争论,误了发表,而卢新华的《伤痕》出来了,便改名为《铺花的歧路》。这情况直到11月才有转机。一是由于茅盾先生表示对我的支持,二是被李小林要走,拿到刚刚复刊的《收获》上发表。我便一下子站到当时文学的"风口làng尖"上。这一马年对于我,是从挣扎之马到脱缰之马。

  第五个马年是1990年,我四十八岁。我的创作出现困顿,无人解惑,便暂停了写作。打算理一理自己的脑袋,再走下边的路。在迷惘与焦灼中重拾画笔,却意外地开始了阔别久矣的绘画生涯。世人不知我的"前身"为画家,吃惊于我;我却不知这些年竟积累如此深厚的人生感受,万般情境,挥笔即来,我也吃惊于自己。在艺术创作中最美好的感觉莫过于叫自己吃惊。于是发现,稿纸之外还有一片无涯的天地,心情随之豁然。这一年的我,可谓突围之马。

  回首五个马年才知,这马年的滋味,酸甜苦辣,驳杂种种。何况本命年只是人生的驿站。各站之间长长的十二年的征程中,还有说不尽的曲折婉转。我不知别人的本命马年是何滋味,反正人生况味,都是五味俱全。五味之中,苦味为首。那么,在这个将至的马年里,我这匹马又该如何?

  前几天,请友人治印两方,皆属闲文。一方是"一甲子",一方是"老骥"。这"老骥"二字,不过是乘一时之兴,借用曹操的诗,以寓志在千里罢了。可是反过来,我又笑自己不肯甘守寂寞,总用种种近忧远虑来折磨自己。看来这一年我注定是奔波之马了?

  年夜思

  民间有些话真是意味无穷,比如"大年根儿"。一年的日子即将用尽,就好比一棵树,最后只剩一点根儿--每每说到这话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岁月的空寥,还有岁月的深浓。我总会去想,人生的年华,到底是过一天少一天,还是过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够劲儿了。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据说近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功于拉尼娜。听起来,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看来,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在这久违的大雪里,没有污垢与yīn影,夜空被照得发亮,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只有在这种浓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与喜事同一颜色。人间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是年的标准色。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被灯笼的光映红了的雪,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pào碎屑,深深嵌入我们儿时对年的情感里。

  旧时的年夜主要是三个节目。一是吃年饭,一是子午jiāo接时燃放烟花pào竹,一是熬夜。儿时的我,首先热衷的自然是鞭pào。那时我住在旧英租界的大理道。鞭pào都是父亲遣人到宫北大街的pào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我怀里抱着那种心爱的彩色封皮的"pào打双灯",自然瞧不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们。至于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结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pào声里,不胜困乏,眼皮打架,连怎么躺下、脱鞋和脱衣也不知道。早晨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由于太近而显得特别大。那是老时候的例儿,据说年夜里放个苹果在孩子枕边,可以保平安。

  在儿时,我从来没把年夜饭看得特别非凡。只以为那顿饭菜不过更丰盛些罢了。可是轮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与社会的重围里,年饭就渐渐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儿,主要的事就是张罗这顿年饭。70年代的店铺还没有市场观念。卖主是上帝。冻jī冻鸭以及猪头都扔在店门外的地上。猪的"后座"是用铡刀切着卖;冻成大方坨子的带鱼要在马路上摔开。做年饭的第一项大工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把这些带着原始气息的荤腥整理出来。记忆中的年饭是一碗炖肉,两碟炒菜,还有炸花生米,松花蛋,凉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huáng瓜皮--当然每样都是一点。此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那是一只我们宁波人特有的红烧鸭子,但在70年代吃这种鸭子未免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饭中吃到一次。这样一顿年饭,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生活的极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年饭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最真实的上限的"水位"。我说的中国人当然是指普通百姓,决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贵,往往就是因为人们把生活的企望实现在此时的饭桌上。那些岁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尽全力来实现出来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里把现实理想化,过年时把理想现实化。这是中国人对年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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