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敦煌_冯骥才【完结】(8)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骥才

  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一个百人使团,其中有善she的胡人甘文做贴身随从,开始一次凶险莫测的西行。历史上称这次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西行,叫作“凿空之行”。

  然而,张骞真的遇到不幸。虽然他的使团在通过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时,非常小心翼翼,但还是被发现而遭到俘获。

  他的使团绝大多数人都下落不明。只知道他在长达十余年囚禁中,娶了胡女为妻,生了孩子,却不曾忘却身上的使命。一次寻机逃出来,依然西行去寻找大月氏。一路横穿西域,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宛(今乌兹别克境内),终于在大夏国(今阿姆河一带)找到了大月氏人。然而他长期被囚,不知大月氏通过战争已经使大夏臣服。而且这一带土沃草丰,气候宜人,大月氏人再也无心东返,去与昔日的仇敌一拼死活。张骞在归国途中,又被机警的匈奴人捉住。等到他再次逃出,带着妻儿与随从甘文回到长安,已经是失却了十三年漫长的生命岁月。

  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是前后两次。两次使命内容相同,都为了打击匈奴;不同的是,第二次是要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结成联盟。

  (字幕: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间为公元前119年—公元前115年)

  张骞到达乌孙国,却赶上乌孙人发生内讧,这一次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他却利用这个机会,与西域和中亚诸国,广结友好,并建立了官方互通使节的关系。张骞为人jīng力旺盛,宽容大度,信任他人,故此所到之处,都受到喜爱与欢迎。他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邦jiāo最富才华与魅力的外jiāo家之一。

  (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

  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却获得最好的结果。没有人比张骞更善于利用这两次机会。

  汉王朝与西域的通好,不仅孤立了匈奴,而且建立了汉王朝与域外广泛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张骞的西行,还获得了西域与中亚的社会、经济、风物、地理与jiāo通的大量信息,为汉王朝对外jiāo流贡献巨大,也对汉武帝开发大西北起到重大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

  (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

  汉武帝还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两道的道口上,分设了阳关和玉门关。

  (阳关和玉门关的景象)

  中国通住西方世界的蓝图被规划出来了,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jiāo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鲜明地qiáng调出来了,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顿时成为中古时代最耀眼的“国际都会”。

  大量的中国物品由此涌出。

  (丝绸、铁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等)

  大量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品由此涌入。

  (蔬果、香料、织物、宝石、颜料、玻璃、动物、乐器、音乐、舞蹈、杂技、美术等)

  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夹杂着佛教徒,无形之中又把公元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进来。

  佛教大约自公元1世纪初传入中国。它一方面是经过西域的一些小国,一步一步传进来;另一方面则是由佛教徒们一下子带进内地和京都。

  战乱与自危往往是佛教迅速衍传的大背景。现实的苦难愈多,心灵的渴望就愈qiáng。佛教便成了魏晋以来多乱的中原和大西北的人们亟需的心灵抚慰了。

  佛国在西边,这就增加了西方的魅力,佛在天上,所以在中国佛教中把西方多称作西天,西天还是乐土。死了也要用“接引”的方式引渡到西方去。

  西天似乎还可以提供对大千世界与生命本体之谜的真谛。但是,最初翻译给中国人看的佛典却是似是而非的。

  最早的译者,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丝绸之路上中介地区的大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和于阗人。他们对汉语与梵语都是一知半解。哪怕是那两位专事翻译佛典的大师—来自安息的安世高和大月氏的支娄迦谶,所采用的翻译方式也是由一个人口述,一个人笔录,毫不jīng确,致使佛典的含义大大打了折扣。

  中原高僧朱士行在洛阳为僧侣讲述大乘典籍《道行般若经》时,发现这个由天竺沙门竺佛朔口译的版本错误百出,佛经深刻的内涵完全没有翻译出来。于是他下决心要正本清源,到西域去求真经,哪怕毁身丧命,也要取来原本。

  公元260年,朱士行率领众徒,由雍州启程,穿过漫长的河西走廊,经敦煌进入沙漠,靠着一双脚摸索着那条艰辛、陌生又荒凉的丝绸南道,最终到达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古城于阗。

  朱士行在于阗苦学佉卢文和于阗文,以便准确把握和深入研究此地广为流传的这两种文字的佛典译本,同时大量收集佛教典籍,并不断让他的弟子送回洛阳。

  可靠的佛教真传便直抵中原。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中,中国人由被动地接受“送”,到主动地去“取”,这便进入了jiāo流的深层,朱士行的西行显示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他是中原第一位西行求学的学者。

  然而,他一去就是三十余年,从未归返。年至八十高龄,最后死在遥远的于阗。他所付出的一切令后世推崇和敬仰不已。

  紧随他的脚步,西行更远,行为更震撼人心的是西晋的高僧法显。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动dàng成正比。灾难性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中原”是晋代佛教大兴的直接根由。西晋时代,单是洛阳的佛教庙宇就有43座,东晋时更是加倍发展。但是,佛教缺乏严格的规范与戒律,却成了发展中的隐患。佛经包括“经、律、论”三部分,名僧鸠摩罗什和道安也都感到律藏部分佛经的匮乏,是当时佛教面临的一大困扰和无奈。

  高僧法显决心像当年的朱士行,亲自西行奔往佛国,去迎取律经。他要比朱士行走得更远。

  他要到达佛国天竺(印度)。

  公元399年,他开始了这次舍生忘死、惊心动魄的征程。此时他已65岁了。

  四位同学慧景、慧应、慧达和道整与他同行。他们自长安出发,翻山越水,北至乾归国和耨檀国,横穿河西走廊时,又有几位打算西行的中原僧人智严、宝云、僧景等人加入进来,结伴同行。

  一出敦煌西南的阳关,便进入使人谈而色变的大沙漠莫贺延碛,俗称白龙堆。

  大漠自旷古以来一直在bào晒中,沙砾滚烫,汗水滴下去,立刻就没了。

  没有生命,偶尔见到一株枯死的胡杨,至少已经死了一千年。

  生命只有狂风。狂风是沙漠无形的君主。它一到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一个沙包在大风中转瞬便换了位置。这些幽灵般移动的沙丘,会使人迷路致死。

  茫茫沙海里,可以做路标的,唯有死人惨白的枯骨。这些枯骨在夜间闪着磷光,无声地诉说着可怕的过去和依然可怕的现在。

  法显一行在这里行走17天,居然走了出来,抵达了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然后沿着丝绸之路的北道经伊吾国与高昌国,本打算向西一直出西域,前往佛国。但是由于当地居民教义相歧,不供应水和食物,65岁高龄的法显便作出一个令人不敢置信的决定—横穿塔克拉玛gān大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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