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敦煌_冯骥才【完结】(47)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骥才

  这些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日历史迷人的传播,又是对今日现状完美的储存。

  出于同一神圣目的,敦煌研究正在向全面推进。石窟考古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原形态的北魏第248窟着手,便开始对一个个dòng窟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以实测、摄影和临摹等手段,全方位收集dòng窟信息,做到了如指掌,继而进行内容考证,确定年代,排比分析,整体分期。完成了对石窟的断代划分,是考古研究方面的重大收获。

  敦煌学者樊锦诗等人对于理清石窟的历史脉络,划清各个时代的审美界限,阐明风格嬗变中的承启关系,贡献极大。

  石窟研究有了牢靠的基础。

  (樊锦诗《莫高窟北朝dòng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的南朝影响》,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dòng窟的分期》、《沙州回鹘dòng窟的划分》,贺世哲《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院编著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目》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

  考古研究另一斐然成就,是对石窟中西北各民族文字的翻译与考释。这一成果也是馈赠给少数民族语言学的一个珍贵礼物。

  (敦煌石窟中用西夏文、回鹘文、吐蕃文、蒙古文等古文字书写的游人功德记、发愿文和供养人题记)

  敦煌学是一门内涵广博、学科庞杂、综合性又极qiáng的学问。考古方面的成果,必然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以有力推动。

  近二十年来,敦煌学已成为我国方兴未艾的热门学科。人们从这包罗万象、jīng深博大的研究素材中,可以看到其中愈来愈广阔的学术空间,以及愈来愈多繁星一般闪烁着诱人光芒的新课题。

  如今,敦煌学已经被拓展出十几个领域:

  敦煌语言文字。敦煌美术。敦煌文学。敦煌史地。敦煌宗教。敦煌民俗。敦煌民族。敦煌建筑。敦煌乐舞。敦煌科技资料研究。敦煌版本研究。敦煌书法。敦煌中西jiāo通。敦煌学史。等等。

  每个研究领域还包含着许多小领域。比如敦煌美术中,包含着窟式、壁画、塑像、图案,等等。

  愈分愈细,愈细愈深。

  各个领域之间还有jiāo叉性的研究内容。比如石窟与遗书,宗教与文学,民族与美术,民俗与乐舞,中西jiāo流与科技,等等。

  相互jiāo织成为又大又密的学术网络。

  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中都可以找到无数新领域,在任何一个研究课题里都可以发现无数新课题。这便是敦煌学巨大诱惑力之所在。

  老一代的敦煌学者多数扎根于敦煌;新一代的敦煌学者遍及全国。源源不断的新著问世和新的论文发表,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挚爱的事业升温。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研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度研究》,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刘伶《敦煌方言志》,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项楚《敦煌变文选注》,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王庆菽《敦煌文学论文集》,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李正宇《中国唐宋硬笔书法》,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马世长《敦煌图案》,董锡玫《敦煌舞蹈》,萧默《敦煌建筑》,等等)

  台湾出版的大型丛书《敦煌宝藏》和《敦煌丛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也标志着那里敦煌学研究的卓有成就。

  (huáng永武主编的敦煌写本影印本《敦煌宝藏》,凡140册。苏莹辉《敦煌学概要》。饶宗颐《敦煌曲》和《敦煌白画》。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等)

  学者们已经初步把一些看似天书的敦煌乐谱解译出来。这消失了千年的古乐,如今在一片窾坎镗之声中被复活了。

  (席臻贯《敦煌古乐》)

  舞剧《丝路花雨》,来自敦煌,也来自敦煌的研究。敦煌研究的成果有极大的张力。

  1987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敦煌学进入了蓬勃活跃的新境界。这个承担国内和国际间敦煌研究的协调性组织,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组织一次又一次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促进和qiáng化了中外学者的jiāo流,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的进展。

  (画面与字幕: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的四次国际学术会议,分别于1983、1985、1988、1992年。敦煌研究院组织的三次国际学术会议,分别于1987、1990、1994年。字幕:时间与地点)

  敦煌学早已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

  自从藏经dòng遗书的发现,国际学术界便很快作出反应。在1909年罗振玉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那些敦煌写本的同时,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就及时拜见了伯希和。随即撰文在《燕尘》杂志和《朝日新闻》上介绍伯希和这一重大文化发现。

  此后,日本学术界派人赴欧,以寻宝方式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藏和研究的情况,同时抄录大量文书。日本的敦煌学差不多和中国同时起步,而且和中国人一样,立即认识到敦煌遗书的无比价值。二次大战后,日本的社会安定下来,敦煌学研究便长足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学子成立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成绩显著,出版极丰。(小岛佑马《沙州诸子二十六种》,矢chuī庆辉《三阶教研究》和《鸣沙余韵》,仁田井升《唐令拾遗》和《中国身份法史》,西域文化研究会《西域文化研究》(六卷),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长广敏雄《最近敦煌石窟之研究》,水野清一《敦煌石窟艺术》,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福田敏男《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小田义久主编的《大谷文书集成》,等等)

  1980年日本人开始编纂的十三卷巨著《讲座敦煌》,集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具有一方面的里程碑的意义。

  法国人的敦煌学在欧美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

  敦煌遗书早在伯希和手中就进入了研究阶段。可是他的研究成果,除去六卷本的《敦煌石窟图册》,大部分直到他死后才面世。

  (伯希和《吉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

  伯希和之后,迷恋于敦煌学的法国学者代不乏人。研究对象侧重于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内容。此外,通过藏文写本对吐蕃时代的研究;通过文书的纸张、字体、书写规范和装帧方式的研究,来确定文书年代,都取得可贵的成就。

  (谢和耐《从敦煌写本中的契约看中国九至十世纪的专卖制度》、《有关在敦煌旅行中租骆驼的契约》、《荷泽神会大师遗集》,苏远鸣《孔子项托相问书》,梅弘理《〈佛法东流传〉的最古老文本》,戴仁《对标有时间的敦煌汉文写本的纸张和字体的研究》,巴科《吐蕃王室世系牒》,拉露《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和《十世纪于阗突厥语中的不稳定鼻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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