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敦煌_冯骥才【完结】(35)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骥才

  传世本《晋书》关于平北将军祖逖与石季龙的战争有两条记载。一条在《晋书·元帝纪》中,说“王师败绩”,就是说祖逖吃了败仗。另一条在《晋书·祖逖传》中,说“季龙大败”,是说祖逖打了胜仗。两条记载,胜败相反,自相矛盾,使得历来学者莫衷一是。而藏经dòng中保存一部古写本《晋chūn秋》中,对这一史实有了十分肯定的记载:“平北将军伐陈川……逖设伏she之,龙乃退。”于是糊涂了千年的悬疑澄清了。

  澄清了史书,就是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晋书》中《元帝纪》与《祖逖传》的比较。《晋书》与《晋chūn秋》的比较)

  dòng中收藏的古本史书,除去王粲的《晋纪》,还有李荃《阃外chūn秋》、虞世南《帝王略论》、孔衍《chūn秋后语》、宗略和宗显《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古本图书。世界上什么地方还能像藏经dòng这样,一下子找到这么多佚传的古籍!

  同时许多前所未见的古代地理资料的出土,尤为我们惊喜。其中敦煌本地的历史地理面貌,在传世的记载中如同凤毛麟角,使我们一片模糊与虚无。但是现在,它神奇地从藏经dòng形象清晰地走了出来。

  (敦煌的地貌。古地志《皇华四达记》、《郡国志》,韦澳《州郡风俗志》,刘之推《九州要略》,李播《方志图》,梁载言《贞元十道志》,李泰《括地志》;敦煌地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等)

  至于有关敦煌地方的其他各种文书,涉猎极广,内容博大,难以穷尽。史籍往往只给我们一个冷静的梗概和写意的轮廓,这些文书却是一个个饱满鼓胀、活灵活现的生命细胞。我们几乎从它上边可以触摸到当时社会的脉搏与生活的温度。这些文书都成了历史学家第一手的研究依据。

  地方文书包括官方文书与私家文书。

  官方文书丰富的法制内容。它们都是古代——主要是唐代——律(基本法律)、令(典章制度)、格(违禁限定)、式(章程规范)的具体化的实例。

  (《名例律疏》、《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天宝令式表残卷》、《开元水部式残卷》、《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等)

  官府档案中各种簿籍,包括户籍、差科簿、授田簿、徭役簿、会计簿等,为我们全面描绘出唐代社会体制的真实形态。至于那些往来的公文,包括表、状、牒,极丰富地反映出当时的典章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状况。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是从来没有记载的。

  这些官府文书还范例性地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公文规范、办事手续和书写格式。

  (簿籍:《大足元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唐天宝十年差科簿》、《沙州会计簿》、《敦煌郡会计簿》、《吐蕃统治时期沙州仓曹会计牒》、《豆卢军和籴会计簿》、《张议cháo进表》、《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曹延禄上表》、《田令程表》、《职官品阶食品表》、《大晋皇帝致北朝皇帝遗书》、《大行皇帝议状》等)

  很难说这是一种珍罕的历史文献,还是宝贵的历史文物。

  私家文书包括各种契约和民间社团文书。

  它们就像变相的风俗画那样,展开纷纭万状的中古朝代的社会场面与人际关系。

  (莫高窟壁画中描写世俗生活的画面)

  每一份契约都是一幅那时代深刻的插图。

  一份《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和另一份《丙子年阿吴卖儿契》,像是两则故事;还有《唐奴婢买卖市卷录白案记》,则像一曲凄婉的悲歌,都把一千年的眼泪留到今天,使我们对当时社会底层的艰辛认识得入木三分。

  (莫高窟壁画中的儿童形象)

  多种多样的社团文书,又带着敦煌地区优美的社会人文的光彩,照亮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这些珍罕的文书保留下来,我们就无法把中华民族独有的亲情化的群体生活方式,了解得如此生动与深入。

  (莫高窟壁画描写饮酒纵情、歌舞聚乐等世俗生活的画面)

  藏经dòng大大展开了历史的宽度与深度,同时也加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当时的jīng神与情感获得感知的,是藏经dòng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的珍贵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富价值的是历来传世极少的民间文学。

  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都是从未见过。这些古文,又像新作。中华文学更加光彩夺目。

  首次发现的盛唐时期手抄本的《云谣集杂曲子》,比传世的早期词集《花间集》和《尊前集》都要古老。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词的源头。

  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写本,共有五种,集诗达四百余首。可见这些接近生活语言而十分朴实真切的诗作流传之广。而这位成就非凡的诗人的作品是首次被发现的,它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价值可想而知。

  藏经dòng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是数量颇巨的变文的出土。

  变文的出土,可谓一个考古学的奇观,变文,出自寺院中的“俗讲”。是僧人宣讲佛法时,为了使那些玄奥枯燥的经义叫大众爱听,便将佛经中一些饶有趣味的情节抽出来,添花加叶,变为讨人喜欢的通俗化的“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总共达三十卷,原来经文中的二三十字,一变就成了赏心悦目的三五千字,足见作者想象的才华。这正像大唐出现的经变画一样,使艰涩的难懂的经文变为灿烂动人的图画。变文也是大乘佛教兴盛和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创造性的体现。

  (莫高窟第420窟《法华经变》、第220窟《西方净土变》、第158窟《金光明经变》、第112窟《报恩经变》、第329窟《阿弥陀经变》、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等)

  变文是文字的经变画,经变画是彩色的可视的变文,它们是孪生的,只不过一个画满莫高窟的墙壁上,一个在众人的口中传来传去。

  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cháo统军出行图》,gān脆就可以看作是“张议cháo变文”的jīng美的彩色插图。

  据说当时宣传变文时,场面极有魅力。宣讲者声音悠扬,四周围着被打动了的乡里百姓。这样,渐渐就有一些非佛经的变文出现了。

  (《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张议cháo变文》、《张淮深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李陵变文》、《汉将王陵变》等)

  在世俗化的趋势方面,变文与经变画完全一致;但在世俗化程度上,变文走得更远,而且愈来愈不受佛教束缚,渐渐演变成一种自由随意和锐气十足的文体。

  宋真宗时,变文被视为伤风败俗,明令禁绝。这种在民间口头说唱的文学,一旦中止,便很难留下痕迹。尽管它被认作宋元话本,乃至鼓词和弹词的前身,却无从见过它本来的面貌。谁也没有料到,这失落了千年的民间奇文,竟然大宗地出现在藏经dòng中。

  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佚传作品,掺杂在堆积如山的经卷文书之中。目前已发现,竟有数百首诗歌未曾载入《全唐诗》!这对于扩充我国诗歌宝库简直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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