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敦煌_冯骥才【完结】(13)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骥才

  推广宗教的最大的力量是政治,一个隋文帝,胜于一万个高僧来讲经传教,然而,他痴迷于佛教之外,又是一个很明白的人。他对知己朋友、一代高僧灵藏律师说:“我是俗人中的天子,你是出家人中的天子,你劝人行善,我劝人戒恶性,说法虽然有别,意义却相同。”这几句话,把佛教思想与国家政治结合起来。无意或有意地又把佛教工具化了,(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隋文帝杨坚画像)

  这样,首都长安既是国家中心,也是佛教基地。隋文帝将全国名僧召集到长安译经和讲学。通过辩论与判教,打破佛教内部的南北对峙,融合各派jīng义,并由佛教的智创立了天台宗,使各教各派归于一尊。

  (西安隋代寺庙大兴善寺、青龙寺等。天台山风光。天台山的天台宗寺国清寺、高明寺、善兴寺、青觉寺、智者大师塔院等)

  隋王朝的统一天下和佛教的南北归一,互为配合,相得益彰,佛法与皇权已经密不可分,隋文帝美滋滋地被人称作“大行菩萨国王”,隋炀帝被人称作“主持菩萨”,连隋炀帝的母亲受戒后也称为“妙善菩萨”。大臣们全都有种种佛号。宫廷里天天设坛讲经。烟雾缭绕,宛如寺庙,佛乐高鸣,永夜不绝。帝王后妃出巡在外,常有僧尼跟从,随时可开道场。文帝与律师灵藏还同榻同舆,议论国务。隋王朝成了地上的佛国,在隋王朝短短的三十八年间,修建寺塔五千所,塑造佛像数万身,重修无计;专职的僧尼达五十余万。单是隋炀帝个人所写的抄《法华经》就有一千部!

  这qiáng大的劲势,必然造成了隋代莫高窟的蔚然一新。三十余年,隋代重修和开建的dòng窟多达九十四个。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二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

  然而,隋代dòng窟的真正价值,并不表现在数量陡然增加和工程浩大方面。要看到它深层的意义,必须钻进dòng窟去看—

  自然,你发现到了,那原有的清寂幽暗的气氛不见了,代之而来是开阔温和,勃勃生机;塑像忽然变高变大,气势倍增;佛陀也不再是孤单单坐在那里,有的dòng窟竟然拥挤着一群新面孔的塑像;墙壁上还出现了许多陌生、新颖,绘声绘色的画面,五彩缤纷地撩动人的眼帘;至于那些菩萨的面孔,你从中看出了什么?

  在人类史上,有时社会离不开宗教背景,有时宗教离不开社会背景。隋代佛教的社会背景与此前的南北朝时代不同。南北朝多灾多难,生灵涂炭,人们内心愁苦难安。早期传入的小乘佛教中那种克制贪婪与欲望,以摆脱痛苦,达到解脱,便十分契合人们的jīng神与心理。

  (莫高窟北魏dòng窟中的塑像与壁画。第259窟禅定佛。第248窟苦修像等)

  但是隋代就不同了。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动dàng离乱,将长江流域与huáng河流域纽结一起,形成空前丰饶富qiáng的国家社会。盛世之时,人们的要求愈来愈多。对佛的要求,便是由帮助他们解脱痛苦,更多地转变为保佑他们现实的要求得到满足。原先的解脱自我的小乘佛教便让位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而中国人向来注重现实要求。他们重于眼前的实际的“现世报”,轻于虚无缥缈的“来世的果报”;来世太遥远,太空茫,太没有把握;那种此生受苦愈多,来世必有善报的无从兑现的允诺,远远比不上立竿见影和有求必应。这便是大乘佛教在隋代中国开始盛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

  如果说佛教的推广是由于政治,那么大乘佛教的流行则由于现实,于是,莫高窟中佛的手势便以施无畏印和与愿印为多。

  (种种与愿印与施无畏印之佛像)

  当现实的光芒一she入dòng窟中的理想世界,连dòng窟的形制也发生时代性的改变。

  dòng窟好像一下子变得宽阔豁朗了。你真地感到,进入另一个新时代。

  隋代的dòng窟集中在莫高窟正中一带的中上层,日光的脚步长足迈进去,前室尤为明亮。

  老式的供于绕行礼拜的中心塔柱开始消退。有的将中心柱改为中心佛坛,上面安置塑像,这样就没有中心柱来阻碍视线,窟顶画面也成为完整的整体,有如锦绣满天(莫高窟第305室)。有的甚至连中心佛坛也去掉,dòng窟空间更加开阔,也就更适于大范围的讲经布道,于是满窟的画面都连成一片而愈加灿烂和壮观(莫高窟第480窟)。

  随意的改造显示一种自信,也表明那种原有的外来文化的约束力失效了,外来宗教的教义也在接受中国人新的阐释。

  隋代dòng窟最常见的是倒斗顶窟。有的正面开龛,有的三面开龛,有的作马蹄形佛chuáng,有的依壁造像,布局上花样翻新,表现出一种随心所欲的创造活力的到来。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把老式的四四方方的中心塔柱,改成一个圆锥形的七级倒塔,上边层层叠叠,双龙盘绕,象征着佛教传说神奇瑰丽的须弥山。此时的佛教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可望而不可即。它也梳妆打扮,吸引世人的注目和兴致了。在关照现实的同时,总是不知不觉地把自身融入了现实,(莫高窟第303窟倒塔式中心柱)

  dòng中泥塑的佛像,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孤单独坐,讲经说法,接受瞻拜。在南北朝时期常常站在龛外的胁侍菩萨,此刻走进了佛使龛,站在佛的两旁。有的dòng窟里,佛的两旁还站着大弟子迦叶,小弟子阿难,以及两位(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或四位菩萨。合起来已有五身或七身之多。隋代最大的dòng窟(莫高窟427窟),佛陀与菩萨之外,还有天王力士与地鬼,塑像多达二十八身,声势赫赫地显示了佛国的浩瀚与雄厚。

  佛国愈是博大,法力愈是无边,人们的欲求愈有可靠的保证。

  镇妖伏魔的天王力士,巨大雄伟,前所未有,是隋代的创造。

  (护世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两力士)

  他们的出现不仅增添了dòng窟的生动性,qiáng化了佛国的威严,还体现世人的愿望。

  小百姓的世俗向往,无非是富裕与平安。对神佛的要求,则是祈福与避邪。坐在龛内的佛陀的与愿印便是施予福分;那么站在窟中的足踏恶鬼的天王力士,则是为世人消灾免祸。

  佛国一旦把人们的现实愿望纳入其中,佛教艺术便有了活力,这活力也开始在四壁和窟顶跃动不已。

  认真去看便会发现,以往壁画中来自印度的佛本生故事画和佛传故事画开始减少。那些发生在遥远异国的乘象入胎、夜半逾城、须达埵太子和萨埵太子的故事,那些饲虎贸鸽、舍身忘死而最后成佛的壮烈内容,对于富有起来的隋人已经减少了感召力。一种关照大众,面向大众,为了大众而用图画来解释佛经的焕然一新的经变画出现在莫高窟。它最先见于窟顶,随后在墙壁的次要位置上占一席之地,转眼之间便拥有了墙壁正面的huáng金地位。

  (最早的隋代经变画)

  随同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的兴起,佛经需要加速广泛又流畅地普及。经变画应运而勃兴。

  对于文字来说,图画形象,好看、易懂,是最好的大众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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