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_冯骥才【完结】(4)

2019-03-10  作者|标签:冯骥才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chuáng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一声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于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限,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gān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gān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子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yīn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我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30多岁挺慡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 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chuáng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21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惟一值钱的手表,换了70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老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啊。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gān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làng出生人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淡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huáng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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