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的月亮是橘huáng色的，很大，颜色竟可以称得上是鲜艳，悬在空中几乎失真。想起这些，我也不由往眼前的天空看了看。虽然是傍晚，但已经悬起一轮月亮，疏疏浅浅的，离得有些远。喊不到出租车，我也并不赶时间，而且去往咖啡馆的路简直闭着眼睛都能够摸到。我当然知道自己在犹豫些什么。我走到梦里那条路上，不过夏天已经算是苟延残喘，泡桐树依然遮蔽着整条马路，绿色却毫不轻盈，浓重得突然叫人透不过气来。我知道再往前几步，拐角处，青chūn感过分qiáng烈的记忆都在那儿，触手可及。可是我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喜悦。
推门进去的时候，玻璃门上挂着的风铃被撞响了。我难免像个老人一样开始絮叨着想，这还是过去那盏么。然后自己都觉得可笑起来。可是店里并没有熟悉的面孔。我匆忙扫了一眼吧台，只站着两位面色沉郁的男孩，并不抬眼，对外面发生着什么也不太关心的样子，只是死气沉沉地刷碗。我踯躅片刻，打消了向他们询问的念头，要了杯美式咖啡，就径直找了张桌子坐下。
我旁边桌的情侣正在发着牢骚，他们要的南瓜汤迟迟没有上来，意面又上错了，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奶泡是凉的。
“我是在网站上看到其他人的推荐才来这里的。”女孩轻声抱怨说。
这儿的格局变了一些。原本靠墙的三张火车座被拆除，变成一排拥挤局促的小桌，是想要容纳更多的客人，可是此刻生意寥寥，那些总好像站不稳似的桌子无疑在放大一种空dàngdàng的潦倒感。过去我们只做两种简单的意面，蘑菇培根面和肉酱面，用一只电磁炉完成。所有的三明治都依靠一只很小的烤箱，定时器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用来做奶昔的粉碎机也只有一台，临到我快走时才新添置了一台烤面包机和另外一台粉碎机。橙汁这些则完全靠胖子手工榨，一旦有超过三桌客人同时点单，吧台后面就乱作一团。但是没有人抱怨，客人们彼此熟识，互相聊天，等着对面电影院的霓虹灯亮起来，又暗下去。
所幸这会儿咖啡机运作起来，还是旧的那台，每次打奶泡时蒸汽燃烧都会发出巨大的噪音，隆隆音反倒让我平静下来。毕竟天花板上糊着的旧报纸也都还在，吧台后面橱柜的顶端甚至还有一瓶茴香酒。这酒搁在那儿平日里几乎没有人点，简直是专门为保罗先生准备的。冬天里他还喜欢喝用滚水冲淡了的威士忌，真是奇怪的人。
而这会儿我有些记起他来，他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人，说是美国人，其实有一半的印度血统。最初是隔壁咖啡馆的常客，总是见他独自坐在店里公用的电脑前回复电子邮件，有时候也跟伙计们下两盘象棋。之后因为赊账赊得厉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实整条街的咖啡馆，彼此都有沟通，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回事，但既然他混迹过来，胖子便拉不下脸来赶他走，又觉得店里需要有些这样的文艺人装点些门面，便嘱咐说一两杯咖啡的钱由着他去，但酒钱绝不含糊。胖子向来与慷慨大方沾不上边，那些经他手倒出去的酒都是用量杯比着的，绝不会手一抖就多洒出去一口。
我们都说不清保罗先生靠什么为生。他看起来有些年纪，在这儿也没有一份合情合理的工作，偶尔在一些英语期刊上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会拿来给我们看。我们这儿大部分服务生都不懂英文，敷衍着拿过来看一会儿，点点头。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无所事事，倒是在咖啡馆一坐就能坐整个下午。
最初他还喜欢四处找人搭讪，他在北京待过些日子，中文说得算是不错，舌头里总是卷出些不合时宜的翘舌音。夏天时穿白色短衫与布鞋，chūn秋天加件米色褂子，冬天再裹件褐色毛衫，天再冷下去就见不到他了。他个子特别高，这些年间日趋消瘦，终日带着那副嗑药以后迷惘的神态，与人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来，显出一种真的在认真倾听的模样。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的，他只是做出在听的样子，尤其在我快要离开的那一年里，他已经很少能够有集中jīng神的片刻。
偶尔有些夜晚他坐在尚未拆去的火车座里，对面坐着个女孩，他煞有介事地聊起诗歌和电影。我想她们都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自己大概也不明白，但是她们竟然都认真在听。白痴，我们在心里骂一句。
这么想着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一只肥胖的虎斑猫，在我腿边摩挲片刻，轻轻跃上桌子。有些迟疑似的朝我看看，然后伸出舌头，飞快地舔了一口奶缸里温热的牛奶。见我并没有动静，gān脆就低头放心地喝起来。我向来对动物无能为力，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举动，只好望着它。愣神间却见到它被拎住头颈抱起来。抬头望去，它已经被抱在一个男人怀里。他看起来颇有几分眼熟，一定是过往老客人中的一位，却一时间无法把他的名字从记忆那潭已经浑了水的池塘里捞出来。
辨别不出他什么年纪，将近四十岁的样子，或许还更年轻些。头发理得很短，皮肤黝黑，眼神中透着股草莽gān脆的气势，算得上惹人注目。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他自己开了家小规模的广告公司，公司就在咖啡馆旁边，或许他的家也在咖啡馆旁边。所以过去是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的熟客。他的样貌还是那样，若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大概是瘦了些，以及前些年那种嬉皮笑脸的神态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倦怠感。
他拖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手里依然抱着那只虎斑猫，轻声说着，嘘嘘。他并不急着与我说话，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似的。他便是那种典型的在咖啡馆里待久了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都是松弛的。
“它叫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他。
“木耳。”他说。
木耳，我疑惑起来。虽然我向来都与木耳相处得不好，但是也分明记得木耳之所以叫木耳，是因为最初从花坛边把它捡来时，它浑身墨黑油亮，便给它取名木耳。它的脾气坏得要命，绝不像寻常咖啡馆里养的猫那样，慵懒、黏人。却是到处撒尿，抓坏沙发，不喜近人。若不是因为咖啡馆里那两天正好有过路老鼠，一定不会收留它。
“哦，不是原先那只了。”他想起来似的，抬头看看我，说，“木耳死了。”
“怎么会?”我追问。
“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它自己跑出去玩，门口正好在排管道，挖得一塌糊涂。它不知道是怎么受的伤，一瘸一拐跑回来的时候，都是血，把这儿当班的小姑娘吓哭了。之后送医院做了三个小时手术，横膈膜、膀胱和肺都动过了，胸口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内脏也都整理一遍。然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特别难熬，还是死了。”他说着，把手里的虎斑猫放走。
“听着真叫人不好受。”我说。
“胖子对木耳算是尽心尽力，医院里这一个星期花去他六千块钱，还是没能救回来。你知道他这个人平日里小肚jī肠的，不过还是念着那份旧。”他说。
“谁不是呢?”
“这只虎斑也是朋友寄养着的，胖子唤木耳唤得顺口，就不换了。”他说着，把猫放到地上，猫在原地舒服地打了个滚，又消失在了桌椅之间。然后他才转过身来，两条腿大咧咧地笔直伸到我旁边，挨得很近，我不敢移动脚踝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