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在印度待了五个星期。但我想他在这儿找到了治疗方法，至少他正在那个治愈的过程中。”大奇说着，看了我一眼。
“我们家里人向来不理解他，他是个……艺术家。”她犹豫了一会儿说，想要挑选一个更好的词语来描述。
“呵，可不是么!”胖子呵呵大笑着附和，转而又无奈地说了句，“操。”
“你们或许可以跟我说说他这些年的生活。你们就像是他最好的朋友。”她说。我们都有些面面相觑，甚至感到些许的羞愧和尴尬。我们没有能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真可惜，或许连朋友都称不上。可是谁会在乎呢，活着的人也只是想要得到一些无可名状的安慰而已。
“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出自名画家之手，是他当时倾家dàng产买来的。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对着那幅画沉思，我这样的粗人是不理解的，但谁都有自己治愈心病的方法不是么。”胖子用磕磕绊绊的英文为难地说着。说完以后一扭屁股从架子上拿下那瓶专门被保罗先生留着的茴香酒，又从冰箱里取出一桶冰块。
“这是他在这儿最爱的酒，反正还剩小半截，大家分了吧。”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上一些，冰块碰到酒jīng时裂开的声音真是久违。
“他写过很多诗。”大奇说。
“是啊。他很爱写诗，在他去参军前，他在大学里念到文学硕士。”他妹妹轻描淡写地带过一句，她大概以为我们真的对他也是那么了解。我们又互相望了一眼，几乎要就此沉默下来。然后大奇接上话题，继续说起他在杂志上发表过的那些评论文章。
趁他说话的间歇，我点了根烟，走神地望向窗外。外面几近漆黑，只有两盏路灯闪着微弱的光芒。我才意识到今天对面电影院的霓虹灯没有亮。然后我发现并不是灯没有亮，而是被整个拆掉了，连带着那块挂在那儿不知道多少年的招牌也被一并拆去，空剩下两面墙上过期的电影海报。售票窗口外面堆着些碎砖石块，里面黑dòngdòng的什么都没有。
“昨天拆掉了，听说要开个夜总会。”胖子凑过来小声说，耸耸肩。
“哦。哦。”我有些回不过神来。过去每当咖啡馆的厕所被客人占着的时候，我们就跑去电影院里，那儿冷气十足，还能听到空dàngdàng的放映大厅里传来的念白或者音乐声。后来就算厕所空着，微微也喜欢跑去那里，她从咖啡馆一路小跑地穿过马路，有时候还问售票处的小妞兑换点零钱。她在里面待很长时间，若是我们这儿生意清淡，她就gān脆看上小半场电影，然后才流连忘返地出来，站在马路对面抽根烟。我仿佛还能想像她的模样，她踩着凉鞋，对着咖啡馆落地玻璃窗的倒影拉扯一下自己的衣服，再把头发揉揉乱。好像从来不知道我们就在这儿，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她。
等我再次被拉回到他们对话中去的时候，保罗先生的妹妹正用热切的眼神望着我。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编不出完整的句子来形容不存在的友情。
“我记得他有过一个女朋友。”我这么说，然后求助般地看看大奇与胖子。他们鼓励地看着我，大概觉得这倒像是个好故事的开场。可能他们不记得了，或者他们从来不曾注意到。
那也是很多年前，我尚在咖啡馆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日子保罗先生突然消失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晚上，外面下很大的雨，我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天的生意格外好，电影院散场以后这场突如其来的雨把很多人滞留在咖啡馆。这儿人声鼎沸，好像这片刻等待的时光是恩赐的，人们大声聊天，喝啤酒，嚼刚刚炸出来的薯条，喇叭里播放着明亮的雷鬼音乐。然后电影院的霓虹灯暗下来，我看到最后走出来的人竟然是保罗先生，他的身边有一个女人。我隔着玻璃注视着他们，保罗先生撑开一把雨伞，他们俩靠得很近，他搂着她的肩膀。然后他们在咖啡馆门口停了一会儿，向里张望着，保罗先生对她说着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被里面的热闹吓坏了，终究没有进来。
而我瞥了一眼伞底下的那个女人，她穿着双闪闪发光的高跟凉鞋，皮肤黝黑，有只肥硕的屁股，眼神飘忽不定，头发油腻地披在肩膀上，像是那种在洗头店里常常能遇见的。总之一无是处，完全只会是保罗先生日后给别人留下的一个笑柄。而如果这个女人在当时就知道身边这位美国人日后会因为贫穷而死，她一定当场就会抛弃他。只有他会把这样一个女人搂在身边，毫无审美，却满怀柔情。
“她是怎么样的?”保罗先生的妹妹问，她身体向前倾了倾。我才注意到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此刻看起来饱含着温柔与悲伤。
“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我低声说。她以及他们显然都还在等着我把故事说下去，可是没有了，我没有要说的故事。我们尴尬地沉默着，我只能低头不再看他们，一口把杯子里味道浓烈的茴香酒喝完。
“你为什么叫他保罗先生?”她问。
“可能就是些同事间的玩笑吧。”我说。只有我跟微微两个人是这样叫他的，我们常常给客人们起些类似的绰号，像是香蕉奶昔先生，酸huáng瓜先生，以此区分他们对于食物的喜好。保罗先生其实没有什么喜好，他对食物说不上有多大的兴趣，他对整个外部世界其实都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他死了，我们谁都不感到惊奇。
接着他们不得不又聊了些有的没的，好让这个夜晚不要结束得那么突兀。有时候大奇望着我，有时候他又扭头望着窗外，而窗外只是无法逆转的时间。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竟然完全没有客人，像是一切都要结束了。
我们再次陪着胖子打烊，他要带着保罗先生的妹妹去他的家里收拾些遗物。我们站在电影院的残骸前告别，路灯的光晕打在胖子脸上，映出两个深深的黑眼圈。他已经走出几步去，又拍拍脑袋想起什么似的朝我径直走来，从口袋里掏出张小纸条来塞到我鼻子底下。
“微微的电话号码。前几天在店里遇见她一个前同事，但是她又辞职了。我打过，能打通，但是没有人接。这家伙!”胖子说着又掉转头走了，他腆着肚子，显然为自己小小的善举而得意万分。
而我把纸条对折，再对折，塞进裙子口袋，走了两步觉得不好。再把它拿出来，摊开，揉揉平，看一眼上面潦草的字迹，惟恐一不小心它们就会不见。想了想，再对折一次，重新摆回口袋，把拉链拉拉好，又从外面轻轻按了两下。
而这会儿，又只剩下我与大奇，我们并行了一段路以后，我打算回家。于是我们在路口停下来，不远处被红灯阻隔着的地方亮着许多绿色空车顶灯。我有些不安地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再移回来。
“你觉得我是你什么人?”他突然问我，我看看他，他笑嘻嘻的。
“男人?”我想了想，憋出个模棱两可的词语。
“很好，既色情又是临时的。”他说得有些郁郁，像是在指责我语气里的冷酷。我们都望着那个几乎快要闪烁起来的红灯，无法辨别心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