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从未想到会再次看到小湘，我站在那儿，心脏怦怦直跳。一定是这个世界正常运转的哪个程序出了问题，竟然把两个平行空间重叠在一起，我们本来应该只是对方一场难过的梦，醒来时尽管梦的轮廓清晰，被压抑着的巨大悲伤也无处可寻。可是此刻她从我生活的缝隙里走了出来。
天气那么冷，她却只穿着件黑色运动衫，戴着眼镜，头发紧紧地在后面扎了个马尾，不见胖也不见瘦，与我第一次见她时并没有两样。她急匆匆地向前走，手里还拿着稻香村的纸袋子。我站在路口看着她，她拐了个弯迅速消失在小区门口。于是我知道其实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过。
我第一次见到小湘，其实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阿乔。那是个很大的饭局，就在他们家附近的涮羊肉店里，我是被朋友带去的，谁都不认识。那会儿我刚到北京三个月，对于新生活尚存一丝幻想。那天阿乔刚刚出差回来，穿着厚棉衣、牛仔裤和一双颜色完全不和谐的旧球鞋。他看起来有些疲态，眼袋肿得厉害，很高大，但浑身像是泄了股气似的。也说不出来确切的年纪，只觉得青chūn已经过去，但又踯躅着没有跨入中年。他的脸上挂着复杂的神情，说不上是清高还是羞涩，既骄傲又自卑。总之不是什么能无缘无故就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我身边并没有空位，但是他径直走过来，又拖了把椅子挤出个位置来。我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点点头算是招呼。带我来的朋友几口二锅头下去已经高了，大声与其他人争论着什么。我始终插不上话，只好不断夹起薄薄的羊肉，喝着面前的冰啤酒。阿乔出于礼貌间或与我搭个话，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上海的。他说他母亲是南方人，于是我们聊了些有的没的。周围非常吵，字正腔圆的北方话带给我一种浓重的异乡感，我们不得不侧过脸，挨得很近，才能听到对方在说什么。
小湘因为加班的关系来晚了，直接从公司过来，脸上还带着浓重的妆。她有些到了三十岁还尚未消褪的婴儿肥，化妆与穿衣服都有些过度，让人不由想要抹掉一种颜色，或者去掉一条围巾，这样才能真的看清楚她的模样似的。她几乎与所有人都认识，本来这儿的气氛已经像渐渐熄灭的炭火一样低落下去，她的到来却又重新掀起热闹。在后半截的所有时间里，她都喋喋不休，像一碟松脆的兰花豆。伙计给锅里新添上炭火，半空中劈啪溅起些火星，蒸汽几乎迷了眼。他们说着各自的旧事，这个夜晚看起来没完没了。我多少有些无聊，又不能先行撤退，于是只好去外面抽两根烟。
阿乔也跟着出来。我们各自站在一级台阶上，脱离了刚才那个环境以后，显得无话可说。外面正对着一个中学的操场，黑暗中有人在打球，虽然看不清人，却听得见篮球撞击地板发出的砰砰声。
“有些无聊吧。”他突然说。
“还行。”我说。
“看，那间亮着灯的窗户，是我的房间。”他说着指指近处一幢楼。
“哪间?”我认真看过去，那儿亮着许多窗户，日光灯、暖光灯。
“从上面数下来第五间。”他说。
“哦哦。”我抬着头，我想大概是蒙着窗帘的那间，或者是旁边那间带阳台的。
然后我们没有再说话，他问我留了个手机号码，说是或许以后可以在上海见。我抽完了手里的烟，就把烟头踩灭以后先进去。一会儿他也进来，收拾起东西先行告退，说刚从飞机下来太累了，回家还得收拾东西。酒意正浓的大伙儿都用不太理解的眼神看看他，然后又把目光汇拢在小湘身上。我也看看小湘，她正在讲一个笑话，脸上堆积着的喜悦尚未来得及撤退，瞬间又涌上来些恼怒。她轻轻嘟囔了一句，“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这才意识到，他俩是一对恋人。
散伙以后，那位朋友喊车顺我回家，他说：“谁都知道他不爱她。”
“谁?”我有些明知故问。
“小湘。我们都知道阿乔不爱她，他一直都有其他情人。”
“那你倒是说说看，什么叫爱呢。”我追问他。
“哦。”他轻轻叹了口气，已经耷拉着脑袋在车里睡着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先给我打电话的却是小湘。大概是我在那次的饭局上随口提起租下的屋子里没有影碟机，她打来电话说刚好她那儿有一台多余的，可以送给我。
她的声音咯嘣乱响，像刚被咬碎的花椒，哪怕隔着电话线，我都能感觉到她烫手的热情。她不容置疑地说她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我一时难以推却，虽然并不是多么需要一台影碟机，但还是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刚挂了电话，她的短消息就涌进来，在一个简短的地址后面她还是忍不住打出一个用各种符号组成的表情，是一张握紧拳头笑嘻嘻的脸。
我与她约了晚饭后见面，她早早地在小区门口等我。看得出来在我来之前她已经匆忙打扫过屋子，但是见效甚微。我站在屋子中间等了一会儿，看她把沙发上堆着的衣服一鼓作气地扔到chuáng上，留出正好可以坐下两个人的空当来。于是我有些忐忑不安地坐下，地板上有大团大团缠着灰尘的头发、饼gān屑，墙角摆着两盆早已枯死过去却尚未来得及扔掉的植物。她问我要喝些什么，我说不用，但她还是捣腾出两杯速溶咖啡，颤颤巍巍地端出来。她租的屋子里没有厨房，只在过道里搭了个电磁炉，也是很久都没有用过的样子。
我们实在是太不相熟，完全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天气，这些日子已经非常冷，护城河结了冰，云层后面像是孕育着一场很大的雪，却始终没有落下。我有些无聊地用小勺捣着杯子里的咖啡，不知道为什么而坐立不安。她则自顾自地说些其他人的事情，可能是那天饭桌上的人，说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感情状况，好像我也是他们的熟人似的。然后她从纸板箱里翻出影碟机来，又费很大的劲儿找遥控器和视频线，她打开一个纸板箱，刨底翻一通，扔到一边，又打开另一个。她完全不像是一个有耐心对付这些琐事的人，但此刻却付出极大的耐心。我几次想劝她停下来，我自己可以再去配一个，或者其实我平日里根本不看影碟。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影碟机什么的并不重要，没有人会对一个在饭桌上偶尔遇见一次，甚至都没有说上几句话的人如此掏心掏肺。她只是太孤独了。
于是我看着她从一个鞋盒里翻出两根线，兴高采烈把影碟机接上，又盯着电视机屏幕直到跳出有提示语言的蓝屏。她轻轻欢呼了一下，提议说不如一起看一张恐怖片吧，她一个人的时候不敢看。我虽然如坐针毡，但她已经把碟片放了进去，又飞快地从地上拿起一个抱枕，坐到我身边。
是一张很旧的香港鬼片，我多年前就看过了，我相信她也看过，甚至看过很多遍，因为当那些恐怖的镜头还没有要开始的时候，她就已经熟练地捂起眼睛来，她对一切都表现得那么入戏，真的有些可怜。
“为什么你们俩不住在一起?”我忍不住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