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柯以，也果然替家秀在宝昌路石库门建筑群找了一间窗户临街的房子，同她走动一直很密。到了1949年，中国历史上俗称“黎明前黑暗”的那段最恐怖的日子，国民党疯狂捕杀共产党地下党员，家秀还曾掩护他逃走。后来解放了，柯以重新回到上海，同家秀劫后重逢，悲喜jiāo集，几次试图重续前缘。然而家秀总是迟疑，觉得自己以前风光的时候没有嫁他，如今落魄了，反来相就，倒好像登高枝似的。再后来组织上替柯以介绍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他看着同家秀实在是没有可能，便只得接受了安排。
柯以的第二次结婚，是采取新式的文明婚礼，只到政府部门登了个记，又请几位相投契的朋友到家里聚了聚，热闹一回也就算了。家秀没有来，她那一天去了杭州，说要看一个要紧朋友。但是柯以知道她其实哪里也没有去，可是也不肯拆穿她。家秀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大方，反而让他有一丝酸涩的欢喜。至少，他知道她是在意他的，会为了他的婚礼而不快。
他们后来做了一辈子的朋友，然而始终只是冰雪友谊，不涉私情。左倾、右倾、四清、文革，他都一直帮着她。她资本家小姐的历史被掩饰了，档案上，huáng家秀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纱厂女工，住在石库门的简陋房子里，一个标准的城市平民。huáng裳没有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是她看到了，平静安宁地一直生活到老，一生没有结婚。
而柯以，他对于当年那段姻缘的错失jiāo臂到底有多么怅憾，从来不曾对人说过。但是1979年他患胃癌病危的时候，曾立下遗言：希望死的时候，可以佩戴那只1935年的劳力士金表一同入葬。
没有人知道，那只表其实是huáng家秀此生送他的惟一一件礼物。
☆、二十五、没有风的扇子
二战后的上海空前地繁荣，空前地混乱，空前地动dàng，空前地凄美。
劫后余生的美国大兵们从昆明、从冲绳、从关岛一批批地涌到上海来，他们犒慰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爱情。异乡风味和战争经历给他们涂上了làng漫的色彩和阳刚的意味，使他们成为斯文柔弱的上海男人最qiáng有力的竞争对手，毫不费力地俘获了上海姑娘的心。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爱情故事上演，而其中大半是悲剧。婴儿一批批地被生下来，这是世界和平的国际产物，是军民友好的副产品。他们的国籍问题后来成了亘久为难的一个疑点。但是在当时，狂欢的二战胜利làngcháo里，年轻的心照例是想不到这些现实烦恼的。胜利的喜悦是催情剂，离乱的哀愁是生chūn药，三个月，或者五个月，萍水聚散，云雨欢情，上海大美电台里专门租着一个频道用来播放美国流行歌曲，而机场和海港天天上演着生离死别的剧目。美国大兵和上海姑娘当街拥吻成为常设街景，连围观都引不起来的。
每天都有舍不得走的人不得不走。
每天都有想走的人被迫留下。
每天都有人为了走或者留而烦恼，而哭泣。
huáng裳也不例外。
出国的事是早已经定下来，可是她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着。虽然手续一直在办，却总是不大上心，也总是不肯相信，真的就这样与卓文告别了。一夜夜，梦魂无据，飞渡千里，可是山长水远，她望不见卓文，找不到卓文。一张张汇款单长了翅膀飞向酆都，却换不回片言只字。而今，她要走了，自己也成了流làng之身，负债累累。她再也没有能力接济他，可是，又怎能放心就这样离开?
直到有一日，在电影院，散场时，她随着人流往外走，忽然有人碰了她的肩一下，扭转头，是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态度很谨慎，可是眼中没有恶意，迅速地塞她一张字条，说：“蔡先生要我jiāo给你。”
她一愣，那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事后很久她才想起，那大概就是她从huáng家风手中救出的两个抗日分子之一，可是分不清是胡qiáng或者裴毅中的哪一位。应该是胡qiáng吧，因为学生腔的裴毅估计没有那么快的身手。
她一直走出电影院很久才敢打开那字条，匆草的，只有几行字。首先触入眼帘的，不是内容，而是字体，熟悉得令人心痛。
“我走了，不必打听我的下落，也不需要再给我寄钱。大概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我说的每句话，都做数。”
没有署名。
但她当然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说的什么。如此隐晦，该是因为害怕出意外，遗人以柄吧?他仍然这样地替她着想。
她站在路边的灯柱下哭了。
路边的桂花被chuī落了，落在雨中，却仍然散发着依依的芬芳。
又是雨季。
她知道再也不会见他，这张字条，便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诀别了。
她忽然想起去年，在鬼城，卓文看到蝙蝠飞出望乡楼，曾叹息说：“有个故事，说蝙蝠非禽非shòu，立场不稳，结果在禽shòu大战中，两边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躲起来，昼伏夜出，惶惶不可终日。我如今，也就好比是一只蝙蝠，里外不是人。日本人、汪jīng卫、国民党、共产党，不论谁得了势，都不会放过我。我的逃难生涯，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见得到光。”
每每想起他说这些话时脸上那种落寞无奈的忧戚，她的心就一阵阵地疼。然而她自己的处境，又何尝不是一样?她这短短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暧昧的，救过汉jian，也救过共产党，她不知道她在整个的社会革命中到底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历史又会对她做出怎么样的评价。以前卓文尊称汪jīng卫为汪先生她觉得不屑，可是看到报上说汪jīng卫在南京梅花山的墓被挖开，鞭尸谢众，她又觉得惊心。倒并不关立场的事，她有的只是人性本身最原始的喜恶取向。至于政治，她是完全不懂得也不关心的，可是却逃离不开，卷在政治的漩涡里，糊里糊涂地被左右了一生。
以前她一直拒绝政治的，时世再动乱，她也有本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现在不行了，战后比战时更加热闹，bī着她瞪大眼竖起耳来关心时政，为了风chuī草动而心惊肉跳。
不久前，国民政府又把她请去问了通话，还是关于蔡卓文的下落。方式虽然不同，审问内容却同日本人如出一辙。她以不变应万变，照旧一问三不知，抵死不承认。然而小报上已经开始有记者含沙she影地骂她“通日”，“脚踏两只船”。当年阮玲玉感慨“人言可畏”，现在她懂得了。虽然柯以安慰她一切总会水落石出，可是她已经深深厌倦，不想澄清什么，也不想解释什么，而只想远离这一切。
可是，真说到走，她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舍得。这是上海，是她与卓文相遇相识相亲相爱的上海哦，怎忍心就这样一挥手走了呢?而如今，她终于知道，就算留在上海，她也再见不到他。卓文大概已经先她一步离开中国了，他们空有一个来生的约会，然而今世，大概再也不会重逢。
她并不是没有他不行，没有了他，她一样会活下去，可是她会活得不快乐，就好像扇子失去了风——扇子是生命，而风是扇子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