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序》
孟加拉，明初几部记载南洋或"西洋"情况的书中译为"榜葛剌"，是当时南亚次大陆文化最昌明、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同中国往来最频繁，jiāo流成果最丰富。一直到近现代，孟加拉国以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仍然是人文荟萃之地。孟加拉国建国后，同中国的关系一向友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
8?《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这是一篇颇短的文章，然而却提出了一个过去不大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出来的问题。我从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三篇古文出发，谈到了文学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些性质都是不能否定的。可为什么这三篇文章，还有其他许多篇文章，以及李杜的诗，一直到今天还为广大读者所爱读而且读后受到感动呢?这证明，在那"三性"之上还巍然高踞着一个人性。
9?《〈文学语言概论〉序》
所谓"文学语言"，不出两途：一曰修辞，一曰风格，后者尤难于前者。古代以及现代散文大家，大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在眼前的散文文坛，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派：一曰搔首弄姿派，一曰松松散散派。前者刻意雕琢，后者故意或非故意松垮，我皆难以接受。
10?《〈东方文学史〉序》
这一部《东方文学史》长达一百二十万言，在中国是空前的一部，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我的这一篇序，比起我在一九八六年为《简明东方文学史》写的那一篇颇长的"绪论"来，对东方文学有了不少新的看法;但是，同我最近一些年来所写的谈东、西文化的同和异的文章相比，则没有什么新东西。我在这里讲的仍然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不同。我宣扬的仍然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11?《〈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的一点补充》
写完了《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一文后，接到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的信，信中说：《大乘起信论》中的"色心一如"的思想，还有僧肇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都是东洋思想的最极致。我把吴教授的意思补充上去。
12?《在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
郑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伟大人物。云南有郑和，是云南的骄傲。研究郑和，不出三途：出使目的、出使次数和所产生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应多研究其结果、其影响，对目的和动机不必过分探求。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起来，郑和实已成为中国与南洋和西洋国家友谊的象征。
第115节：回到祖国(68)
13?《再谈cīaī》
cīnī这个字在印度许多语言中义为"白砂糖"，它的原意是"中国的"。可见"白砂糖"是从中国传人印度的。W?L?Smith写文章反对此说。我于一九八七年写文章驳之。后来我在《明史》三二一卷"榜葛剌"条找到了证据，这里说，孟加拉"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我认为，"百工技艺"中就包括制白砂糖术。这问题我在《东方文化集成》、《文化jiāo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这一个小例子说明，中印文化jiāo流决不是"一边倒"的。
14?《〈南亚政治发展研究〉序》
中国同南亚诸国都可以说是近邻，在历史上文化jiāo流频繁。中国史籍中关于这些国家的记载，对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有无法估量、无法代替的重要意义。可惜自欧风东渐，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中国同它们的文化jiāo流几乎中断。近几十年来，情况有了好转。这一部书对我们了解南亚情况极有帮助。
15?《国学漫谈》
自从《人民日报》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六日发表了《国学，在燕园中悄然兴起》以后，在全国一部分学人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颇引起了轰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个口号的提出。这个口号顺乎人心，应乎cháo流，它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国学"的目的，我理解，就是从事探讨研究中华文化优秀之处究竟何在?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现在和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未来有密切联系。我们现在常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决不会仅仅表现在科技上。因为，即使中国科技能在世界上占第一位，同别的国家相比，也只是量的差别，而决不是什么"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方面。我称前者为"硬件"，后者为"软件"。"软件"中的许多学问都包含在国学范围以内。其次，国学还能帮助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说到爱国主义，我们就必须分清"正义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被侵略被屠杀的国家或民族的爱国主义。而在另一方面，侵略人、屠杀人，也就是奴役别国人民的所谓"爱国主义"是邪恶的非正义的"爱国主义"。中国的爱国主义从古至今，都属于前者。国学的好处还可以举出一些来，现在暂且不举了。但是，世界上离奇的事情之多是颇令人吃惊的。竟有人对国学研究大唱反调，真不知是何居心!我现在再补上一句：有人竟说搞国学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我除了摇头叹息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第116节：入党一年
入党一年入党一年
去年四月四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我入党的请求。今年四月四日，支部大会又讨论并通过了我转正的请求。我想谈谈在过去一年内，自己在提高觉悟、改正缺点方面的一些肤浅的体会。
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但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会发现，能够把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最初，并不是所有组织上和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自己都完完全全心悦诚服地接受。其中难免跟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抵触。因此就产生了思想斗争。在斗争中自己能不能胜利，能不能比较迅速地胜利，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关键，这就是：自己是否时时刻刻都想到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
拿文人相轻来做个例子吧。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过去很多文人都有这个毛病，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小毛病。历史上许多患自大狂的文人轻蔑别人的故事还传为文坛佳话。到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方面却仍然是流风虽息，余音犹存。从个人的关系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从党的事业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就决不是什么小毛病，而是能影响党的事业的大毛病。想通了这一点，改正这个缺点也就有了真正的动力，真正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