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了自己认为比较有把握的二张四页，译成了汉文，加上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译文和注释，后来发现，都有一些不太确切或者甚至错误的地方。我认为，这都是难以避免的。千里之行，始于跬步，我毕竟开步走了。这个发轫，这个滥觞，是十分珍贵的。一旦发轫，一旦滥觞，遂一发而不能自己，于是就一张张、一页页地翻译下去。有的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有的译成了英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有的还没有发表。终于译完了三十多张，六十多页。有一些张在回鹘文译本中还没有能找到相应的段落，只好留待以后解决了。现在已经把全书整理完毕，等待明年出版(是书现已出版，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详细情况，下面将在有关的年份中介绍，这里就先不提了。
了解了我上面说的情况，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说这是一篇有重要意义的文章。
5?《〈中国比较文学〉发刊词》
这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刊词"。《中国比较文学》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创办的一个刊物。篇幅虽不是太大，但却有其意义，这毕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同世界比较文学学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相应的学术机构有密切联系和jiāo换关系。本文不长，内容也简短扼要，只讲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讲了我们的信心，讲了我们现有的条件和我们的目的。
6?《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
这也是一篇重要的论文。
世界学术界，特别是研究甘蔗原产地问题的学者们有一个说法，说印度就是甘蔗的原生地。这个说法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但是，甘蔗以及造蔗糖术在印度古代文献中出现相当早，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注意到甘蔗和糖，不自现在始。上面一九八一年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回想起来，这与吉敦谕和吴德铎两先生的笔墨官司有关。我读了他们两位的许多篇辩论文章，有感而发，写了那一篇论文。在这同一年，一九八一年，早一些时候，我曾写过一篇《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这两篇论文表示我已经比较认真地注意到甘蔗和糖的问题了。这可以算是我研究甘蔗和糖的发轫和滥觞。这个研究占用了我长达二十来年的时间，已经陆续写成了一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糖史》，明年可以全部出版(是书现已出版，收入《季羡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
第70节：回到祖国(23)
7?《〈中外关系史译丛〉前言》
这是一篇比较短的文章，只肤浅地阐明了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性。
8?《〈佛经故事选〉序》
此文收入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时，改名为《佛经故事传播与文学影响》。不是出自我的笔下，我觉得这个名称似有欠妥之处。内容颇简单，主要说明在印度产生的神话、寓言和童话，影响广被，连古代希腊也受到了影响，《伊索寓言》就是一个例子。主要通过佛经翻译，也影响了中国。研究比较文学而又重视影响研究的学者们，对他们来说，《佛经故事选》是很有用的。
一九八四年
在写作和学术研究方面是个丰收年。共写各类文章二十九篇，性质不同，长短相差极大。可以算得上学术论文的共有十九篇。现在分别介绍一下。
1?《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
这篇论文共谈了两个问题，所以称作"二题"。第一个问题是"再论中世俗语语尾-a m
·〉o，u的问题"，是继一九四四年用德文写的那一篇内容相同的论文而写的，其间相隔四十年。我在四十年前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找到了大量的新资料，支持我原来的观点。我的新资料的来源包括下列诸书：
一，犍陀罗语《法句经》;二，吉尔吉特残卷;三，《妙法莲华经》;四，Praj?ā-pāramitā-ratnagu n ·a-samcaya-gāthā。
第二个问题是"巴利文与不定过去时"。四十多年前，我用德文写过一篇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我想证明，不定过去时(Aorist)是印度中世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的语法特点之一。可是我遇到了困难。巴利文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西部方言，可是里面的不定过去时特别多。这同我在那一篇论文中的结论颇有极大的矛盾，应该怎样来解决呢?这就是我的困难之所在。
在这里，我认为，虽然巴利文比较广泛地被认为是一种西部方言，但是这并非自古以来学者们所共同承认的结论，争论一向就有。看来这个结论现在必须重新审查了。锡兰(今斯里兰卡)传统的说法是：巴利文是摩揭陀语，也就是东部方言。近代欧洲学者中也不乏附和这种说法的人，比如W?Geiger，Windisch等人。最近附和这种说法者可以英国学者K?R?Norman为代表。如果我自己的jīng力来得及，我也想就这个问题继续做一点比较深入、比较彻底的探讨，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篇论文证明不定过去时是东部方言的特点之一，我至今仍深信不疑，因为我使用了大量的资料。
2?《〈东方文学作品选〉序言》
这只是一篇短文，涉及印度文学作品，没有什么新的观点。
3?《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在研究佛教梵语方面，这也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它是承我过去写的两篇文章而来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三论》的写成上距《再论》已经二十六年。
这篇论文涉及面比较广，共谈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有没有一个"原始佛典"?"原始佛典"使用什么语言?是否有个"翻译"问题?
有没有一个所谓"原始佛典"(Urkanon)是西方梵学界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现在再深入谈一谈。我在这里先主要介绍反对派的意见。这一派可以Bechert为代表。他竭力反对Lüders首先提出来的Urkanon这个设想，同时也就反对了所谓"古代半摩揭陀语"，也就是东部方言这个提法。一九七六年在德国哥廷根举行了一次佛教研究座谈会，叫做"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顾名思义，就能知道是专门讨论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问题的。与会学者绝大部分是反对有一个Urkanon的，只有极少数学者例外。在反对派中，意见也并不一致。
二、释迦牟尼用什么语言说法?
在这次哥廷根的座谈会上?讨论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两个问题：
第71节：回到祖国(24)
(一)佛说法是用一种语言或方言呢，还是用多种?座谈会上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是用多种。他到哪里，就说那里的话。既然如此，谈一种"原始语言"，是不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Bechert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但是，他似乎也主张佛是说多种语言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支持佛说多种语言的说法。
(二)如果是用一种的话，这一种又是什么?如果佛只说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