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镜子_季羡林【完结】(30)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Haloun教授的惨淡经营,大量从中国和日本购进汉文典籍,在欧洲颇有点名气。我曾在那里会见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Athur

  Waley等等。汉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伟得多,房子极高极大。汉学研究所在二楼上,上面还有多少层,我不清楚。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楼是做什么用的。十年之久,我不记得,除了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婆,还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院子极大,有极高极粗的几棵古树,样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树龄,地上绿草如茵。楼内楼外,gāngān净净,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静,也更幽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每个礼拜总来这里几次,有时是来上课,更多地是来看书。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一段时间,我帮助Waldschmidt查阅佛典。他正写他那一部有名的关于释迦牟尼涅槃前游行的叙述的大著。他校勘新疆发现的佛经梵文残卷,也需要汉译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义净译的那几部数量极大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至于我自己读的书,则范围广泛。十几万册汉籍,本本我都有兴趣。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祖国一般。我记得这里藏有几部明版的小说。是否是宇内孤本,因为我不通此道,我说不清楚。即使是的话,也都埋在深深的"矿井"中,永世难见天日了。自从一九三七年Gustav

  Haloun教授离开哥廷根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讲座教授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来管理。我每次来到这里,空dàngdàng的六七间大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寂,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具体的书名已经忘记了。笔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宇宙,下至鸟shòu虫鱼,以及身边琐事、零星感想,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技的记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资料。我读完了全套书,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研究"糖史"的念头,很多有用的资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读梵、汉典籍,情况大体如此。

  第48节:回到祖国(1)

  回到祖国回到祖国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chūn夏之jiāo,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huáng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qiáng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住宿,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是睡在长之国立编译馆的办公桌上,白天在台城、玄武湖等处游dàng。我出不起旅馆费,我还没有上任,根本拿不到工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书可读,无处可读。我是多么盼望能够有一张哪怕是极其简陋的书桌啊!除了写过几篇短文外,一个夏天,一事无成。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说:"一寸光yīn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yīn。"我自己常常说,làng费时间,等于自杀。然而,我处在那种环境下,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真成了"坐宫"中的杨四郎。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yīn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汽车经过长安街,于时huáng昏已过,路灯惨huáng,落叶满地,一片凄凉。我想到了唐诗"落叶满长安",这里的"长安",指的是"长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长安"是北京东西长安街。游子归来,古城依旧,而岁月流逝,青chūn难再。心中思绪万端,悲喜jiāo集。一转瞬间,却又感到仿佛自己昨天才离开这里。叹人生之无常,嗟命运之渺茫。过去十一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中层层涌现。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思想斗争

  我在这里讲的"思想斗争",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láng狈"。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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