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惊人的相似，四年前的希腊危机也是从公投以及选举混乱开始。欧洲债务危机最初即起源于希腊，希腊在2009年宣布国家负债高达3 000亿欧元，随后希腊债券遭遇寒冬，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国债筹资更加艰难，无奈之下只好对外寻求援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外援往往都带有苛刻条件，尤其是希腊早年加入欧元区乃属“补票上车”。彼时希腊总理是出身希腊政治家族的乔治·帕潘德里欧，他的父亲以及爷爷都曾经担任希腊总理。他上台不久，希腊政府因出现严重财政问题而不得不寻求外国援助，但是欧盟援助必然附带严格的紧缩条件，这势必拉低民众生活水平，习惯高福利的希腊民众在经济危机中多次上街罢工，如果紧缩必然引发各类政治波动。
内外jiāo困之下，帕潘德里欧抛出全民公投的方案，他将公投称为“爱国行为”。这理由虽然高明，却也透露出政治上的卸责，公投并不能真正拯救希腊，拒绝欧盟的援助对于希腊来说并不明智，希腊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全民公投对于帕潘德里欧可谓一场豪赌，他力图拯救希腊以及自己的政治生命，最终却以自己下台、公投取消作为结尾。
全民公投既不能体现民主实质，更不能拯救希腊于水火，甚至会将欧元区再次拖入深渊。如今希腊再度上演老戏码，除了经济问题，更在民众的集体心态，这也映she出欧洲政治的气候变化：随着经济下行，保守政党的紧缩做法必然进一步削减福利，也遭遇民众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也使得欧元区内各左派反对党风生水起。
市场动dàng，一切都如同梦回2012年，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正如那句老话：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这一次希腊大选和上一次公投风波有何不同?虽然两次希腊政治风波都被认为是“自杀”行为，但是市场心态大为不同。上一次大家都觉得欧元难以保住，希腊退出概率很大，近期外媒披露欧盟甚至有一个针对希腊退出的紧急预案“Z计划”(这一计划一直处于绝密状态)。而这一次，欧元被认为已经安全，监管层以及媒体志得意满，反复讨论的也是“拯救欧元”的成功经验，这种情况之下，希腊退出被认为是小概率事件。对比之下，如果欧盟主要国家对于希腊退出掉以轻心，那么，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是致命的黑天鹅风波。
理性来看，无论对于希腊还是欧元区，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双输，也是欧元区不可承受之重，其结果目前看来至少有两大影响：一方面，向希腊放款的外国投资者将遭遇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欧猪”国家再步希腊后尘，那么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也正因为如此，德国也开始玩起太极。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最新报道，新年后德国qiáng硬派也开始放松口风，否认《明镜周刊》的报道。
这是一个好迹象，但是并不足以解决欧元区的问题。对于一个存在巨大地区经济差异的统一货币区，链条上最弱的一环往往成为火药桶，而后续的连锁反应则令人害怕。更早时候，“差生”希腊就是欧元区的隐患。当欧元区1999年成立之时，希腊其实不够资格，但是通过投资银行高盛的jiāo易安排，希腊在两年之后“神奇”地满足了条件，瞒天过海加入欧元区。
回看欧元区根本症结，就是在于有统一货币政策，却无统一财政实力。这点在设立之初并非没有考量，加入欧元区也有门槛，欧盟力图从财政预算角度控制各国风险，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称《欧洲联盟条约》)等规定了两个指标，分别是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不能超过3%和60%。但是这一指标核定也存在模糊之处，所以在会计处理之上，难免有希腊之类的不够格者钻空子的情况。也正因此，重整欧元区景气，重新严格执行财政纪律是关键。所以，无论左右派别上台，紧缩都是必然之道，即使希腊也不例外。
欧元困境
希腊的悲剧追溯起来，根源在于欧元。
欧元曾经备受期待，寄托了国际储备货币与欧洲一体化等诸多梦想，例如《彭博商业周刊》把欧元列为85年来最重要的85项创新之一。1999年诞生的欧元被认为是欧洲罗马时代之后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欧元的优势显而易见，有利于降低jiāo易成本，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可是欧元自身的问题也难以回避，那就是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却无统一的财政制度。
欧元区成立之前，对此并非没有考量，曾经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条文，对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给出了条件，其中基本门槛就是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之下，将债务占GDP比例保持在60%之下。
欧元诞生之日的欢呼，其实已经投下yīn影。在经济不均衡的情况之下，欧元一体化之路可谓漫长。希腊等本来不满足欧元区加入要求的国家，在投资银行高盛的帮助下，对国家报表进行包装，瞒天过海进入欧元区。可是进入欧元区后，一方面，德国等qiáng势国家的竞争力使得弱势国家竞争力更显孱弱;另一方面，欧元区边缘国家享受了与核心国家相差无几的信用条件，导致这些国家过度举债。
最终，马太效应在国家之间出现，“qiáng国越qiáng，弱国越弱”。有统计，截至2015年，希腊自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以来，实际GDP下跌了4.5%，意大利下跌3%，葡萄牙仅增长1%。
诞生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欧元区成为世界的一个雷区，可谓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内部发生而将世界倒转颠覆。20世纪的战争形式是军事，21世纪的形式则是金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指出欧元存在的问题，他在2012年更是撰文宣布欧元的实验失败，“自1999年启用欧元开始，仅在十几年后就面临惨败，这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也不是官僚机构管理不善的结果”。
更进一步，对希腊问题的态度一直在欧元区引发巨大争议，尤其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分歧将会扩大。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欧元区的领头羊，但德国也存在问题，即其经济能力和政治抱负的不匹配。一方面，德国在欧洲核心国家中经济一枝独秀，出口在发达国家也首屈一指;另一方面，“二战”之后的德国受限历史因素，其实并不是那么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欧洲的领袖国家也是不情不愿的，这也使得德国对于希腊的态度被一些评论家批评为冷酷。
从过去情况来看，德国与法国等国之间出现分歧并不是坏事，这本身是欧洲构成丰富性的体现。但现在的威胁在于，当默克尔、萨科齐、奥朗德之类政客没法达成共识解决问题之际，公众的耐心却已经用完。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极端派势力可能获得更多选票支持甚至上台，这也意味着欧洲主流政治的一次大失败，将会侵蚀欧洲的主流价值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当权政客被认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民众自然会转向更有街头政治特征的极端派，即使大国也无法避免这一现实的政治转换。